柏辽兹(第4/15页)

〔22〕不过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当今若想听到这些作品的演出,你得去德国。尽管柏辽兹的戏剧音乐也找到了自己的拜罗伊特(感谢莫特尔将其引入卡尔斯鲁厄和慕尼黑),尽管他的杰作《本维努托·切里尼》已在二十个德国城市上演(有柏林、不来梅、德累斯顿、法兰克福、汉堡、汉诺威、莱比锡、曼海姆、慕尼黑、斯图加特、魏玛等),并被魏因迦特纳和理查·施特劳斯视为大师手笔,但哪家法国剧院的经理会考虑排演这样的作品呢?

但灾难还不止于此。同死亡的巨大痛苦相比,失败的辛酸又算得了什么呢?柏辽兹眼看着自己所有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他的父亲、母亲,亨丽埃塔·史密斯逊,玛丽·雷齐奥。只剩下他的儿子路易了。他是一艘商船的船长,是个聪明、心地善良的小伙子;但同时像他父亲那样焦燥不安神经质,且优柔寡断闷闷不乐。柏辽兹说:“他真不幸,各方面都像我;我们俩像一对双胞胎那样互相挚爱。”他写信给儿子说:“唉,我可怜的路易,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呵?”几个月之后,他获悉,路易已经死在遥远的海上了。

他现在完全孤身一人了。李斯特1861年5月致信维特根斯坦公主说:“我想像不出柏辽兹怎么能应付得了这样的打击。他既没朋友也没有追随者;既无荣耀如阳光普照,也无友谊如绿树常荫。”他耳边不再有朋友的声音,所听到的只有孤独与倦怠的恐怖交响;无论是喧闹的白昼还是寂静的夜晚,它在他耳际响个不停。他在疾病缠身中虚度光阴。他致信给本尼特说:“我很消沉,心灰意懒……”他在生命行将结束前经常在致友人的信中发出的这种哀鸣。“我觉得我要死了……我悲观到了极点”(此信写于1868年8月21日。半年后他与世长辞)。1856年,他在魏玛,由于长年疲劳,他得了一种急性的内脏炎症。先兆是情绪极其低落;他竟常常在街上倒头就睡。他持续感到病痛,像“一棵枯树,在雨中流泪”。1861年底,他病入膏肓,有时持续剧痛长达三十个小时,使他疼得在床上打滚。“我在身体疼痛和精神绝望中苟延残喘。死神慢慢降临。”(此信写于1865年)

最悲惨的是,他在心力交瘁中竟没有任何精神依托——什么也安慰不了他的心灵。他什么也不信:既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永恒。

“我没有信仰……我仇恨所有哲学及类似的东西,宗教的也罢,理念的也罢……我既不能给自己开出信仰的药方,也不相信医药。”

“上帝在其彻底的冷漠中显得愚蠢而残酷。”〔23〕

他也不信仰美和荣誉,连文人和自我也不崇尚。

“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时间和空间消耗着美貌、青春、爱情,荣誉和天才。人生是一场空虚;死亡也不见得更好。世界像我们自己一样生生死死。一切皆虚无。对,对,对!万物皆空……爱也罢,恨也罢;享乐也罢,受苦也罢;崇尚也罢;鄙视也罢;生也罢,死也罢……一切不过是那么回事。伟大也好,渺小也好,美也好,丑也好,又有什么关系?永恒意味着冷漠;冷漠才是永恒的。”

“我厌倦了生活;生活迫使我看到,人的心灵需要有荒唐的信仰;人天生需要有这种信仰,一如昆虫天生需要有沼泽地那样。”

“您关于尽职尽责的陈词滥调令我发笑。好一个传教士!但我身上自有一种说不清的机制,能不管众说纷纭而自行其是;我无法制止它,也就任其发挥。最让我厌恶的就是美并不为芸芸众生而存在这一确定无疑的事实。”(他并不信仰爱国主义,说:“爱国主义是什么东西?是盲目崇拜!是呆小症!”——原注)

“世界的不解之谜,邪恶与痛苦的存在,人类的冷酷与疯狂,以及他们无时不刻、无处不在施加在自身及那些最无害的造物身上的愚昧与残暴——这一切把我挤压到郁闷和无望的境地,使我像条周围全是碳火的蝎子。我充其量只能做到与世无争,避免让我自己的蝎刺招灾惹祸。”

“我已经六十一岁了;我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幻想和抱负。我孤身一人;我对人世间的愚昧及虚伪的蔑视、以及我对人类的邪恶与残忍的愤恨都已达到顶点。每个钟头我都对死神招唤:‘你想来就来吧!’它还等什么呢?”(《回忆录》)

然而,他一面招唤死神,一面对它却充满恐惧。这是他最强烈、最痛楚、最真切的感觉。自老罗朗·德·拉索〔24〕以来,还没有音乐家像柏辽兹那样如此强烈地惧怕死亡。您一定还记得《基督的童年》中希律〔25〕统治下的那些不眠之夜,或浮士德〔26〕的自言自语,或卡桑德拉〔27〕的极度痛苦,或朱丽叶的葬礼——你通过这一切可以找到这种嗫嚅出来的对死亡的恐惧。这可怜的人儿深受这种恐惧的困挠,正如于连·蒂埃索先生公开发表的一封(柏辽兹写的)信披露的那样:——

“我最喜欢散步的地方(尤其是在瓢泼大雨中)是蒙马特尔的公墓,就在我家附近。我经常去那儿;那儿有许多东西吸引我去。前天我就在那所公墓里泡了两个小时;我在一座豪华墓石上找了个舒适的地方坐下,然后就睡着了……巴黎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坟墓,它的人行道就像墓碑。到处都让我回想起死去的友人或敌人……除了感受无休止的痛苦和难以言状的倦怠,消沉之外,我无所事事。我日夜在思考我会怎样死去——是在极度痛苦中,还是几乎没有痛苦?不过我还没傻到去指望自己会毫无痛苦地死去。为什么我们还不死?”

他的音乐也像这些悲伤的话语;它也许比语言更恐怖、更伤感,因为它散发着死气。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他的灵魂既渴望生命又企盼死亡。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使他的一生充满可怕的悲剧。当瓦格纳见到柏辽兹时,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一个比自己还不快乐的人了。于是他给李斯特写信(1855年7月5日)说:“你马上就能识别出他是你的难友;我发现我是个比柏辽兹幸福的人。”

到了死神的门槛,柏辽兹绝望地转过身来面对他的最后一线光明——埃丝苔拉。她是他童年爱情的灵感所在。埃丝苔拉现在已成了祖母,老态龙钟,阴沉忧郁。他像朝圣者似地到格勒诺布尔附近的梅朗(Mey-lan)去拜见她。此时他六十一岁,她则年近七旬。“哦,往事如烟!往事如烟啊!岁月无情哟!当年不再来了!不再来了!”(《回忆录》)。

可他还是爱她,而且爱得疯狂。这可真可悲。当你看到他那颗孤寂的心有多么悲凉时,你可能就笑不出来了。你以为他不能像你我这样的旁观者一样看得清她那张堆满皱纹的老脸和他们年龄上的差距吗?他会那么轻易地把她理想化吗?要知道,他可是个最能讽刺挖苦人的人。但他此时已不想看到她的老态龙钟;他只想能依附上一点点爱,使他能在这人情冷漠的世上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