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5/5页）

“赔偿，先生？”

“嗬，是的，”他说。“我们采取一种开明的人道主义政策；我们所雇用的一切人都是自动保了险的。你只消在几份文件上签字就行了。”

“什么样的文件，先生？”

“我们需要一份免除公司责任的宣誓书，”他说。“你患的是一种疑难病症，我们不得不请来许多专家。可是，毕竟随便干哪种新的工作，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故的。可以说，它们是发展的一部分，是正在调整的一部分。一个人冒险了，有些人提防着，而别的人却没有。”

我看着他那起了皱纹的脸。他是医生？是工厂的高级职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吃不准；而这时他好像在我的视野中来回移动着，尽管事实上他异常沉着地坐在椅子里。

一句话不禁从我嘴里冲了出来：“先生，您认识诺顿先生吗？”我说。

“诺顿？”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诺顿是干什么的？”

那么就算我没有问过他吧；这个名字听上去陌生。我匆匆地用手揉了揉眼睛。

“对不起，”我说。“刚才我想您也许认识他。他只是我往常所认识的一个人。”

“我明白了。好，”——他拣起几份文件——“那么，情况就是这样，孩子。稍迟些时候，也许我们能做点什么。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些文件带走。把它们寄来就是了。它们一寄回来，你的支票就会寄出去的。你喜欢什么时候寄来都可以。你会发现我们非常公平合理。”

我拿了叠好的文件，盯着他看，看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看上去好像在摇晃。然后我听见自己开腔了：“您认识他吗？”我的声音高起来了。

“谁？”

“诺顿先生，”我说，“诺顿先生！”

“哦，什么，我不认识。”

“是的，”我说。“谁也不认识谁，而且时间也隔得太久了。”

他皱起眉头，而我却笑了。“他们把可怜的知更鸟拔得一毛不剩，”我说。“你可认得布莱索？”

他看着我，把头歪向一边。“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吗？”

“朋友？哦，是的，”我说。“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老朋友了。但是，我想我们并不属于同一个集团。”

他的眼睛张得大大的。“是的，”他说。“我以为我们不属于同一个集团。不管怎样，好朋友总是难得的。”

我感到头昏眼花，开始笑起来，而他好像又在摇晃了，我想问问他关于爱默生的情形，可是这时他在清着喉咙，暗示他的接见已经结束了。

我把叠好的文件放进工装裤的口袋里，拔腿就往外走。在一排排椅子对过的那扇门，好像离得远远的。

“保重身体，”他说。

“祝你健康，”我回答道，心里想着，该离开了，已经超过时间了。

我突然转过身来，步履维艰地回到写字台跟前去，他以沉着的、严谨的目光向上注视着我。我情不自禁地被礼仪上的情感控制住了，可是想不起恰当的客套话。所以当我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的时候，我咳了一声把笑意压了下去。

“我们的小小的交涉办得相当圆满，先生，”我说。我仔细听着自己的话，听着他的回答。

“是的，真的相当圆满，”他说。

他庄重地和我握手，既不惊奇，也不厌恶。我朝下看，他就在那起了皱纹的脸和伸出的手的后面的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的事儿办完了，”我说。“再见。”

他抬了抬手，声音含糊地说：“再见。”

我离开他，走到充满油漆气味的外边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谈得和往常不同，用的词汇，采取的态度都不是我自己的，觉得我被某种深藏在我的体内的异样的个性所支配了。这就像我在心理学课上所读到过的那个仆人一样，她曾经恍恍惚惚地背诵出希腊哲学书里的好几页内容，这些内容是有一天她干活的时候偶然听到的。好像我在演出从某个古怪的电影里来的一个场面。或者可能我正在把握住自己，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抑制着的感情用语言表达了出来。还是——我心里一边想着，一边上了路——我不再害怕了？我停了下来，看着沿着明亮的街道伸展开去的建筑物，在太阳底下和阴影里似乎歪歪扭扭的。我是不再害怕了。不怕大人物，不怕校董，也不怕那类人；因为既然我知道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东西，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了。是那样吗？我头脑昏沉，耳朵嗡嗡直叫。我继续向前走去。

一幢幢外形相同的大楼，沿着人行道，紧挨在一起耸立着。这时一天快完了，每座大楼的顶上都有一些旗帜飘扬着，它们突然降下来，在屋顶上收拢了。我觉得自己会跌倒，好像已经跌倒过，这时就像迎着向我冲来的激流那样朝前走着。走出工厂场地，上了街头，我看到来时经过的那座桥，但通到顶部过河的汽车道上的梯级陡得使人发晕，根本爬不上去，这条河我游不过去，也飞不过去，可我发现了一条可以过河的地下铁道。

我周围的东西飞速地旋转着。我的头脑在徐缓的滚滚的波涛中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不断地交替着。我们，他，他——我的头脑和我——不再在同一个领域里活动了。我的身体也是一样。在过道的那一边，一个长着浅黄色头发的青年女子，啃着一只红苹果，车站信号灯的光束从她身后掠过去。一列火车飞驰而过。在火车的轰鸣声中，我下去，感到头晕目眩，脑子空空。我穿过地道，进入哈莱姆区，那已经是时近黄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