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12/27页）

他童年的记忆给他留下了这样一种烙印，奴隶制在他的思想中变成了人类残忍、愚蠢和邪恶的普遍标志。1904年，《哈克贝利·费恩》出版几年后，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道：“每个人的皮肤之下都包裹着一个奴隶。”随着他长大，开始从事其他事业，他童年经历的影响也越来越巨大：他为犹太人、女性、刚果人民、工人和所有受压迫的人而辩护；他声称自己是革命者；他宣称，不是“我的国家是对的或错的”，而是“我的国家——在对的时候”，这已然预言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意识形态战争。

吐温目睹了一个德国旅店经理对一个印第安仆人的虐待，这位仆人没有抗议，默默接受了这样的苛待，吐温写道，这件小插曲“立刻将我带回了我的少年时代，已经遗忘的事实瞬间又在心头闪现：这就是显露人们奴役他人欲望的通常方式”。他记得自己的父亲时常会扇他家的奴隶男孩耳光，也记得有一个奴隶被他的主人误杀了，他坦承说，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把这样的虐待视为寻常之事，尽管他也“为受害者感到抱歉，为惩罚者感到羞愧”。

吐温认为，光谴责奴隶制是不够的；他认为，他必须作为作家对此进行探究，了解它对许许多多人类个体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笔记第三十五篇中，他写道：“在以前那些蓄奴岁月里，整个社会对一件事都是秉持认同的——那就是令人发指的奴隶财产之不可侵犯。协助偷马或偷牛都是轻罪，但帮助被追捕的奴隶；或在奴隶惹上麻烦、惊惧绝望时，给他饭吃、收容他、藏匿他、给他安慰；或在有机会立刻将他的行踪报告给奴隶捕手时有些许迟疑，都是更恶劣的罪行，这会成为人身上的污点，一种什么都无法抹去的道德瑕疵。这种态度存在于奴隶主当中是可以理解的——它有充足的商业利益方面的理由——但它竟会存在，也确确实实地存在于穷人、懒汉，以及社会底层的庶民之中，并且是以一种狂热的、不依不饶的方式，这是时隔多年后的我们完全想不到的。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当然非常自然；哈克和他一文不名的懒汉父亲会这样认为并赞同它，也是非常自然的，尽管现在看来似乎非常荒谬。这表明，那种奇怪的东西，良心——那不偏不倚的监管者——可以被训练去赞同任何你想赞同的疯狂的东西，只要你早早地开始教育，并坚持下去。”

从这个角度看，《哈克贝利·费恩》是对我们社会良心——正如他的措辞，“不偏不倚的监管者”——的尖利控诉。它检视了，普通人和正派人，或者如哈克和老爸这样的放逐者，是如何能够抛下内心，去走一条更轻易的道路，张开双手接受被社会认可的丑恶思想和偏见的。如果没有正派人或普通人的同谋串通和自动无视，如奴隶制和大屠杀这样的恐怖，可能会发生吗？这些常去教堂、常志愿做有益之事的人，很容易像在《哈克贝利·费恩》中一样，变成凶残的暴徒。可能正是因为这一问题，我于暴乱的革命年月在伊朗教《哈克贝利·费恩》时，才会在这本书中读到如此强烈的紧迫感。

吐温记得他自己的母亲，她像道格拉斯寡妇和莎莉阿姨一样，“心地善良又慈悲”，但她们“并没有意识到奴隶制是一场赤裸裸的、可笑的、不正当的掠夺”。当她凭直觉做事时，她会冲动地站到受害者这一边，似乎意识不到她行为和情感的矛盾性质。在他的《马克·吐温自传》中，吐温提到了一个奴隶小男孩桑迪，他来自马里兰，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吐温还是个孩子时，对桑迪唱个不停觉得很烦，并向他母亲抱怨了这件事。“可怜的小东西，”她告诉他，“他在唱歌，就说明他不在回忆过去，这让我觉得宽慰；但是如果他安安静静的，我就担心他还在想，我受不了这个。他永远也见不到他母亲了；要是他能唱，我一定不能去阻止，我反倒要对此感恩。”吐温评论道：“这番话很简单……但说到了我心里，之后我对桑迪的噪声就不再感到困扰了。”

吐温回忆起，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的黑人都是我们的朋友，那些跟我们同龄的实际上则是同伴……我们是同伴但又不是同伴；肤色和身份在我们之间画下了一道微妙的界线，这道界线我们双方都意识得到，它使我们不可能变得全无隔阂”。在他长大的农场里有一个奴隶，他从这个奴隶那儿领略了故事的语言和神奇魔力。农场里最好的人是“丹尼尔叔叔”，“他的同情心广博而温暖，他的内心诚实简单，毫无城府”。他解释道：“那许多许多年来，我被他服侍、照看得很好。我有五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但这其中的大多数时候，我在精神上都有他温暖的陪伴，我把他以他的本名搬进了书里——‘吉姆’，用笔载他去往各处——去汉尼拔，乘着筏子在密西西比河上顺流而下，甚至让他乘热气球横穿撒哈拉沙漠——而他凭着他的耐心、友善和忠诚熬过了这一切，这些品质都是他与生俱来的。我正是在农场里，深深地喜欢上了他的种族，开始欣赏这个种族具备的某些优秀品质。”

在现实生活中，塞缪尔·克莱门斯跟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布克·T.华盛顿[55]是朋友，他还为沃纳·麦吉恩[56]提供了学费，后者是最初一批在耶鲁学法律的黑人学生之一。“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他在1885年给耶鲁法学院院长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代价应该我们付。”

[54]染发“dye”和死“die”同音。

[55]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非裔美国教育家、作家。

[56]沃纳·麦吉恩（Warner McGuinn），非裔美国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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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奴隶制斗争的方式有许多种，从努力促进法律修改到宣传普及、让奴隶主感到羞愧，再到采取武力。而有一种方式是从被迫沉默者、受创伤者的视角去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显示了巨大胆量的反抗行为。从前的为奴者写下的回忆录，无论是传记还是虚构故事，文字中都满是心碎与诉求，因为它们的确摧毁、剥夺了许多生命。但畸形荒谬的现实在他们的虚构故事中占了太大的比重。他们的语言通常都包含了太多个人感情，又非常正式，不能给人物充分的话语权，或者说无法充分地表达个体身上的重负。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奴隶叙事才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和形式，逃脱了权威的狭窄限制，这权威不仅占据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而且干扰了他们的想象世界。[不过偶尔也有几部沧海遗珠，比如小亨利·路易斯·盖茨[57]发现的那本令人惊奇的作品，哈里耶特·E.威尔逊（Harriet E.Wilson）的《我们黑人》（Our Nig），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认为是与《哈克贝利·费恩》相媲美的作品。］此后，当然还有出版于1852年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撇开作为一部小说的缺陷不谈，《汤姆叔叔》的确触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亨利·詹姆斯说，好像“一条鱼，一条奇妙的活蹦乱跳的鱼，就那么在空中飞翔”。问世逾一个世纪，它唤起情感的渲染力还是那么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女儿读完这本书之后的一整个星期，每天早晨醒来时都为汤姆叔叔和他的小朋友伊娃的死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