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卡森（第14/18页）

我在另一个网站上找到了一篇关于这个“上了年纪”的孤独男人的博文，有人声称他心脏病发作，死在了他最爱流连的俄克拉何马大学图书馆的一条长椅上。一个最近毕业的校友“相当深情”地缅怀他。他提到，他在图书馆工作过三年，其间迈克常来用电脑，把他“最新的阴谋论”键入到电脑上。在这个年轻学生眼中，迈克“总体来说很仁厚”。

[138]许多人认为“9·11”事件中另有一名参与策划、但后来并未参与实施的恐怖分子。实际实施计划的是十九人，因而有“第二十名劫匪”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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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麦卡勒斯爱雪。这成了她另外一面的象征，安静平和的一面，与南方暑热那无法平息的暴怒正好形成对照。她爱在寒冷的地方生活，虽然严寒对她孱弱的身体有害，但她一有机会就要去雪地里走一走，因而时常为此病倒，付出代价。她把这种对雪的热爱给了那两个最像她自己的人物，《心是孤独的猎手》里的米克·凯利和《婚礼的成员》里的弗兰淇。

“清晨时分，天气还算凉爽，人行道上的影子在他们面前拉得很长”，米克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但是到了正午，天空热得要烧起来。阳光刺得睁不开眼。很多时候，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计划都和冰雪有关。有时她好像是在瑞士，所有的山都被大雪覆盖，她在冰冷的绿兮兮的冰面上滑行。辛格先生和她一起滑着。也许是卡罗尔·隆巴德或阿托罗·托斯卡尼尼在收音机里演奏。他们一直滑冰，然后辛格先生掉进了冰窟窿，她奋不顾身地跳下去，在冰下游泳，救出了他。这是一直盘踞在她头脑里的计划之一。”

她和她的朋友兼邻居哈里·米诺维兹一起经历了他们的第一次性经验，他们既羞耻又害怕，仿佛突然之间闯进了充满秘密与责任的成人世界。就在这之前，米克告诉他，她最盼望的事就是看雪。“我想看雪。像电影里洁白清冷的雪堆。暴风雪。整个冬天，清冷的雪片轻柔地坠落，雪一直下啊下。像阿拉斯加的雪。”

静静飘落的雪花是对约翰·辛格的美丽象征，他在一个被消去了声音的安静世界里生活，犹如困兽。辛格就像雪：温柔、安静、遥远。正是雪这种极致的洁白和冰冷，这种具有迷惑性的给人保护的表象，让它如此令人向往。书中的这些人物都一窝蜂地围在辛格先生的身边，因为他就像雪一样让人不可捉摸，他足够遥远，因而他们能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梦想；他又足够富有同情，能体恤他们的痛苦，这像一枚磁石，将他们都吸引到他身边。但他也具有其他人物不具备的东西：他足够遥远，足够神秘，所以他们不能完全将他归为自己的同类，所以他们有足够的余地来将他塑造成他们渴望的样子——像耶稣一样，像奥普拉一样。没有人问他关于他自己的事。没有人真心想知道或真心在乎他来自何处。他们只需要他的倾听，只希望他来治愈他们的创伤。

“关于哑巴的谣言多种多样。犹太人说他是犹太人。主街上的商人说他继承过一大笔遗产，是个有钱人。在一个被打压的纺织协会里，人们交头接耳说哑巴是工联大会的组织者。一个孤独的土耳其人，多年前流浪到小镇，软弱无力地和家人缩在卖亚麻的小店里——他对妻子强烈地声称哑巴是土耳其人……一个农村的老人说哑巴来自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哑巴的父亲经营全郡最好的烟草园。如此种种，都是关于他的流言。”

实际上，不只是因为那两位听障女艺人，或因为奥普拉力荐读者去读这本书，我才开始将奥普拉和辛格联系起来。他们都满足了我们找寻理解者、倾听者、知心人的需要。这样一个人绝不能跟自己太亲密。他们要足够真实，让我们觉得他们能够理解我们，但他们也要足够遥远，足够暧昧，使我们能够把他们想象成自己所希望的样子，相信他们赞同我们，能知我们心中冷暖，是我们所想成为的人的化身。奥普拉成全了她的观众，比他们成全她的程度不少分毫。

奥普拉对千百万观众发言的时候，总好像在单独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她不仅对我们讲话，同时也给予我们支持。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跟她之间都有一些专属的个人信息，但其实她不过是在看向镜头，并没有窥进我们的灵魂。与辛格一样，她富有同情心——她对人们和他们的生活抱有真正的好奇——但她也不过是人。我们想让她成为一个治愈者，但她其实不是。事实上，我们不是真想让她回应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她来重建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安抚和慰藉，证明这世间确有一个可以理解我们的人，她就在眼前。真实的奥普拉其实有更丰富的人生，就像辛格一样——比我们每个月在《奥普拉杂志》封面上看到的那个微笑着给人温暖鼓励的形象更丰富的人生。不是我们不了解真实的奥普拉，而是我们不想了解。我们对她没有好奇，即使有，也是那种掠食性的、偷窥狂式的好奇，窥探她的感情生活，跟踪她的杂志销量和体重的增长。归根结底，偶像和她的追随者都是各自独行，彼此无关。如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国王或乞丐，都是孤身来到这世间，最后又独自离去。我们都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如果米克、比夫和考普兰德医生知道“哑巴”也同他们一样，竭力想表达，却无法与他人沟通——他也同他们一样，有他自己的哑巴，一个无法理解他的朋友安东尼帕罗斯，他们会做何反应呢？他们知道他夜里长久地在街上游荡，在镇上不同的角落徘徊，努力按捺、控制他迫切想说话的双手吗？他有取舍地倾听他们，有办法的时候他也帮助他们，但是“对安东尼帕罗斯的渴望始终如影随形——就像他的朋友刚走的最初几个月一样——跟随便哪个人在一起都比长久地独自一人好”。他们把这个人抬到这样一种英雄的高度，觉得他似乎能倾听和理解他们，减轻他们身上的重担，若知道这样一个人自己也那么需要理解，他们会觉得讽刺吗？

一天，辛格去看望他的朋友，这本来是一次预料之中的惊喜，但他发现安东尼帕罗斯死了，他回到镇上，把行李留在了火车站里，直接去了他工作的珠宝店，出来时口袋里放了某件沉甸甸的东西。作者告诉我们，他“在街上低着头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叙述者接着写道，“阳光耀眼的直射，潮湿的闷热，都令他感到压抑。他肿着眼泡，头很痛，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休息过后，他喝了一杯冰咖啡，抽了支烟。洗完烟灰缸和杯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向胸膛开了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