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2/16页）

“你看上去很喜庆，仙子，”我对她说，“似乎闺女一过门，就马上变得认不出来了。”

“女人没必要一结婚就穿得灰头土脸。”仙子快言快语地回答，但听了我的话似乎还是蛮开心的。

我记得，我们都在大正天皇的雕像下坐了一会儿，聊着闲话。之所以约好在公园碰面，是因为两个女儿想要一起去买布料，我就答应带一郎到一家百货商店吃午饭，下午再带他到市中心转转。一郎巴不得赶紧离开，我们坐在那里说话时，他一个劲儿地捅我的胳膊，说：

“外公，让女人自己聊天好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呢。”

我和外孙来到百货商店时，已经稍稍过了平常吃午饭的时间，饭店里不那么拥挤了。一郎在橱窗里陈列的各种菜式中慢慢挑选，有一次还转过脸来对我说：

“外公，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吃什么吗？”

“呣，我不知道，一郎。烤热饼？冰激凌？”

“是菠菜！菠菜给你力量！”他挺起胸膛，伸缩着二头肌。

“明白了。那么，这里的儿童套餐有一些菠菜。”

“儿童套餐是给小孩子吃的。”

“也许吧，但是很好吃。外公自己也想要一份呢。”

“好吧，那我也要儿童套餐，陪陪外公。叫那个人多给我盛些菠菜。”

“没问题，一郎。”

“外公，你要尽量多吃菠菜，菠菜给你力量。”

一郎挑选了一张紧挨着大窗户的桌子，等餐的时候，他不停地把脸贴在玻璃上，观察着四层楼下面的繁忙的主街道。自从一年多前节子上我家来过之后，我就没有见过一郎——他因为染病没来参加仙子的婚礼——我很惊讶他这段时间长得这么快。不仅个头高了许多，整个举手投足都变得稳重，不那么孩子气了。尤其是他的眼睛，目光似乎比以前成熟多了。

那天，我注视着一郎把脸贴在玻璃上，观察下面的街道时，看出他跟他父亲长得越来越像了。他身上也有节子的特征，主要是神情和细微的脸部动作。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一郎跟我儿子健二当年的模样何其相似。我承认，看到孩子们继承了家里其他人的这些特征，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我希望我的外孙能把这些特征一直保留到他成年。

当然，我们并不是只在孩童时期才接受这些细微的遗传。我们在成年初期十分敬仰的某位老师或导师留下的印迹，会在我们开始重新评价甚至排斥他的教诲之后，仍然长期存在。某些特征，就像当年那种影响的影子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生。比如我发现，我的某些举止特征——我解释什么事情时的手势，我想表达讽刺或烦躁时的语气变化，甚至我喜欢使用的、别人以为是我自己发明的整句话语——我发现所有这些特征，我最初都是从我的老师毛利先生那里学来的。也许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一句：我自己的许多学生也会从我这里学到这些细微的特征。而且我还希望，尽管他们或许会重新评估跟我学习的那些年，但大多数人都会永远为自己学到的东西而心怀感激。从我自己来说，我的老师森田征尔，我们总是叫他“毛利君”，尽管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缺点，但后来每次谈起他来，我都认为，我生活在若叶县山区他家别墅里的那七年，对我的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每当我回忆毛利君的别墅，总是想起从那条通向附近村庄的山路望下去的景象，心里感到特别欣慰。顺着那条山路往上走，别墅就会在下面的山谷里出现，一片深色的长方形木头建筑，掩映在高高的雪松树丛中。别墅的三面是长长的厢房，连起来构成长方形的三边，中间围着一个院子。第四面是一道雪松树篱和大门，把院子整个儿围在中间，可以想象在古时候，那道沉重的大门关上之后，敌人要想进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闯进别墅就没那么困难了。在山路上看不真切，其实毛利君的别墅已经荒败不堪。从山路上怎么也猜不到别墅内部一间间屋子的状况，剥落的墙纸，榻榻米的地板有几处破损严重，如果落脚不当心，就有踩穿地板掉下去的危险。实际上，当我试图回忆近处看到的别墅情景时，脑海中浮现的是破碎的房瓦，腐烂的窗格门框，糟朽碎裂的阳台。那些房顶不断出现新的裂缝，一场夜雨过后，每个屋里都弥漫着湿木头和烂树叶的味儿。在有些月份里，昆虫和蛾子大量地侵入，密密麻麻地沾在木头家具上，钻进每一道缝隙，你忍不住担心它们会使别墅彻底倒塌。

在那么多屋子里，只有两三间的状况能使你想起别墅当年的辉煌。其中一间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光线明亮，是专门留给特殊场合用的。我记得毛利君每完成一幅新的画作，都会把他的学生——共有十位——召集到那间屋里。我还记得，进屋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门槛上停下脚步，屏住呼吸欣赏支在屋子中央的那幅画作。这个时候，毛利君也许在侍弄花草，或望着窗外，似乎并没注意我们的到来。不一会儿，我们都坐在画作周围的地板上，互相指指点点，压低声音说：“看先生怎样填补画面的那个角落。真是高明！”但没有一个人会说：“先生，这真是一幅杰作！”我们要表现得仿佛老师不在场似的，这是这种场合的一种惯例。

新的画作经常都会有所创新，于是我们中间就会展开激烈的争论。比如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走进屋，迎面看见一幅画：从一个很低的角度看到的一个跪着的女人——角度很低，我们似乎是从地面仰视她。

“显然，”我记得有人评价道，“低角度使女人显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这个女人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显得楚楚可怜。正是这种张力赋予了这幅画含蓄的力量。”

“也许是这样，”另一个人说，“女人确实具有某种尊严，但不是来自于低视角。显然先生是在告诉我们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他是在说，这个视角看上去低，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眼睛的高度。先生显然是想把我们从那样武断和局限性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他在对我们说，‘没必要总是从惯常的角度来看事物。’正因为此，这幅画才这样发人深省。”

很快，我们都提高嗓门，互相争论着对毛利君用意的看法。我们一边争论，一边不住地偷偷望望老师，而他并不表示出赞成谁的说法。我记得他只是站在屋子那头，双臂抱在胸前，透过窗户的木格栅望着外面的院子，脸上带着饶有兴味的神情。他听我们争论一段时间，便转过身说道：“也许你们应该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做。”听了这话，我们便鱼贯走出屋子，同时嘴里再次喃喃说着对新画作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