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3/16页）

我讲述这副场景时，意识到毛利君的行为会使你觉得有点傲慢。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总是被人仰视和欣赏的地位，或许就更能理解他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了。总是对学生灌输和说教并不可取，在许多情况下，更高明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让学生们有机会思考和争论。正如我说的，任何一个曾经地位显赫的人都会欣赏这种做法。

不管怎么说，关于老师作品的争论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由于毛利君自己始终不作任何解释，我们便把目光投向我们中间的一员——一位名叫佐佐木的画家，当时自诩为毛利君的得意门生。虽然我刚才说了，有些争论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一旦佐佐木对某个问题做出决定，一般就表示争论到此结束。同样，如果佐佐木提出某人的画作有对老师“不忠”的地方，对方几乎总是立刻缴械投降——或者放弃作品，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把作品跟垃圾一起付之一炬。

实际上，据我回忆，我们一起到达别墅后的几个月里，乌龟一次次在这种情形下销毁自己的画作。我虽然很容易就适应了环境，但我这位同伴的作品却经常表现出违背老师观点的元素，我记得我多次替他向我的新同事们求情，分辩说他不是故意对毛利君不忠。那些日子里，乌龟经常神情沮丧地走到我跟前，领我去看他的某幅没有完成的作品，压低声音说：“小野君，请你告诉我，这符合老师的风格吗？”

有时，就连我也恼火地发现他无意中采用了另一种显然大逆不道的元素。其实毛利君的艺术风格不难掌握。那些日子，“现代歌麿[1]”的标签经常用在我们老师身上，虽然当时这个头衔可以轻而易举地授予任何一个专门描绘青楼女子的有为画家，但也确实能够概括毛利君的思想。毛利君有意识地试图把歌麿的传统“现代化”；在他的许多最著名的绘画中——如《系腰鼓》或《出浴》——都是按古典歌麿的方式从背后看女人的。他的作品里还再现了许多类似的古典风格：女人把一条毛巾举到面前，女人梳理长长的秀发。毛利君广泛运用通过女性手拿或身穿的衣物来表达情感的传统技巧，而不是直接描绘女性的面部。但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充斥着欧洲风格的影响，歌麿的忠实崇拜者们会认为这是打破传统。例如，他早就不再使用传统的黑线条勾勒物体，而选用西方的色块，以光和影来制造三维效果。毫无疑问，他的核心风格也是借鉴了欧洲画风：对柔和色彩的运用。毛利君希望在他笔下的女性周围形成一种忧郁的、夜晚般的氛围，在我跟他学习的那些年里，他用色彩做了大量实验，试图捕捉灯笼的光的感觉。正因为此，毛利君的画作中总会有一盏灯笼，或虚或实，这简直成了他作品的标记，乌龟来到别墅一年之后，用起颜色来效果完全不对，他心里还挺纳闷，明明记得画上了一盏灯笼，为什么又被指责为不忠实老师的风格呢？这大概足以说明乌龟在领会毛利君的艺术要素时是多么迟钝了。

虽然我多次求情，但佐佐木之流对乌龟的问题没有什么耐心，有时，气氛变得像他在竹田大师的公司一样紧张，充满火药味。后来——我记得那是我们进入别墅第二年的时候——佐佐木发生了变化，这变化使他遭受的敌意比他曾经强加给乌龟的更加厉害和凶险。

一般来说，每群学生当中都会有一个领头人——老师格外欣赏他的才能，挑出来让其他人仿效。这位尖子学生对老师的思想领会得最透彻，一般就会像佐佐木那样，向能力较差或经验不足的学生解释这些思想。同样，正是这位尖子学生最有可能看到老师作品中的缺憾，或形成跟老师观点有分歧的思想。当然啦，从理论上说，一位好老师应该接受这种倾向——是的，作为他把学生培养成熟的一个标记。然而，实际上其中牵扯的情绪非常复杂。有时，当一个人投入许多时间精力培育一个有天赋的学生时，就很容易把这种艺术上的成熟看成是一种背叛，于是就会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局面。

是的，在佐佐木跟老师发生争论之后，我们对佐佐木的态度是有失公允的，不过此刻在这里回忆这些事情似乎意义不大。但我清楚地记得佐佐木最终离开我们的那个夜晚。

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上床睡觉了。我黑着灯躺在一间荒败的屋子里，还没有睡着，就听见佐佐木的声音在阳台上喊叫某人。他似乎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最后我听见纱门关闭的声音，佐佐木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听见他在另一间屋门口停住脚步，说了些什么，但似乎也无人作答。他的脚步声更近了，接着我听见他拉开了我隔壁那个房间的纱门。

“我和你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我听见他说，“你就不能好歹跟我说句话吗？”

对方没有回答。佐佐木又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画在哪儿？”

仍然没有回答。我躺在黑暗里，听见老鼠在隔壁屋子的地板下面沙沙地跑来跑去，在我看来，这声音就是某种回答了。

“既然你这么讨厌它们，”佐佐木的声音继续说道，“还留着它们做什么？可它们眼下碰巧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管去哪里都想带着它们。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带走。”

隔壁又是老鼠沙沙跑动的声音在回答，然后是长久的沉默。是的，沉默的时间太长了，我还以为佐佐木已经出门走进黑暗而我没有听见。可是接着，我听他又说话了：

“过去这几天里，有人对我做了一些可怕的事。但是令我最受伤害的，是你竟然不肯对我说一句安慰的话。”

又是沉默。然后佐佐木说：“你就不肯看我一眼，祝我一切顺利吗？”

最后，我听见纱门关上了，还听见佐佐木走下阳台，穿过院子的声音。

佐佐木走后，别墅里很少提到他，偶尔说起，也总是简单地称他为“叛徒”。是的，当我回忆我们经常沉醉其中的口舌之争时，我就想起，我们一谈起佐佐木就会引起相互间的争论。

在比较暖和的日子，我们屋子的纱门都开着，几个人聚集在一间屋里，就能看见另一群人也聚集在对面的厢房里。很快，这种状况就会导致某人隔着院子大声喊叫，诙谐地挑衅对方，不一会儿，两伙人便聚在各自的阳台上，冲着对方大嚷大骂。现在回忆起来，这种行为听上去或许有些荒唐，但是别墅的结构，以及从一侧厢房朝另一侧厢房喊叫时产生的回音效果，似乎鼓励我们沉醉在这种孩子气的擂台赛中。那些辱骂的话有时不着边际——比如，奚落某人男子汉的神勇，或取笑某人刚完成的一幅画作——大部分时候都没有恶意，我记得许多对骂非常有趣，逗得两边的人都大笑不已。总的来说，我回忆中的这些对骂，足以说明那些年我们在别墅里相互竞争又亲如一家的关系。然而，对骂中有一两次提到佐佐木的名字，局面就会立刻失控，同事们超越界线，跑到院子里大打出手。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拿某人跟“叛徒”相比，即使是开玩笑，对方也不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