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2/5页）

“熟悉。我在瑞士被逮捕过。挺好的牢房，比法国的还要好得多。特别是冬天。可惜他们至多关你两星期，虽然你也乐于在那儿休息一下。随后，他们把你驱逐出境，于是边境马戏团又重新开演了。”

“我那公开越过边境的决心，多少使我得到了解放，”施瓦茨说，“我不再害怕了。在街上看到一个警察也不再瘫痪无力了。我仍然感到一点震惊，但是很轻微，恰恰足够使我欣赏自己得到的自由。”

我点点头。“危险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生命。只要危险不是太靠近，生命总是挺完美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施瓦茨古怪地瞟了我一眼。“我还要想得远些，”他说，“要想到我们所谓的死亡，想到更远更远的所在。难道一个城市因为你离开了它就不再存在了吗？即使它被毁灭了，难道它不是依然存在于你的心里吗？谁知道死亡是什么？也许生命不过是一道光，慢慢地掠过我们那一直在变化着的脸。也许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一张脸，而在我们所有会死的脸都已逝去之后，这张脸依然会存在下去呢？”

一只猫鬼鬼祟祟地溜到了桌子上。我丢了一块鱼给它。它翘起尾巴，转身就走了。

“你在苏黎世遇到你的妻子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在旅馆里遇到了她。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感觉到的那种窘迫的因循延宕已经消逝了，而且是永远地消逝了。她不再悲愁和恼火，而是策略地利用起她的创伤了。我遇到了一个我不了解的女人，我热爱的女人。仿佛平静无事过去的九年已经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那个过去却已经失去了把她禁锢起来的力量。对她来说，时间的毒药也在她越过边境的时候蒸发了。我们再也不受过去的支配：它是属于我们的。过去通常只是岁月的一种使人意气消沉的反映，可是我们的过去却成了这样一面镜子，只反映我们，而不反映其他的东西。冲破罗网的决心以及冲破罗网的行动使我们那么彻底地离开早已逝去的一切，以至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得到了新生。”

施瓦茨瞅着我，他脸上又掠过那种古怪的表情。“幸福就那样待下来了。把它保持下去的是海伦。我没有能做到——特别到最后那段时间。但是她能够对付过去，这就够啦。要紧的倒是这个。你不同意吗？可是现在，我自己也非得这样做不可啦，不过仅仅这一遭。我跟你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们在苏黎世住下来了吗？”我问。

“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施瓦茨说，用一种更正常的语气，“我们住在那个城市和那个国家，就欧洲来说，那里的世界还没有开始旋转，只有那么个地方了。我们的钱，足够维持几个月的生活。海伦还带着几件珠宝饰物，我们可以拿来变卖，到了法国，我还有那个死去的施瓦茨的几幅绘画。

“1939年的夏天啊！倒像上帝想要最后一次让全世界看到和平是怎么个景象以及什么将要失去。那些日子里，洋溢着夏天的无忧无虑的气氛，但是等到我们离开苏黎世到南面的马焦雷湖[42]去的时候，情况可完全变得不像是真实的了。

“海伦已经接到她家里的来信和电话。她临走时留言，说她要去苏黎世看医生。对她家里的人来说，要找出她住在哪里是容易的：瑞士的登记制度效率极高。他们又是盘问，又是责备，搞得她不得安宁。她仍然可以回去。我们得做出决定。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不是住在一起。我们是结了婚的，但是我们的护照上却填着不同的姓名。在这种时世，支配我们生活的是几张纸而已。我们确实不能够住在一起。这是一种奇怪的处境，可是它却增强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时间已经为我们倒流回来了。根据一种法律，我们是夫妻，根据另一种法律，我们又不是。新的环境，长久的别离，特别是到了瑞士以后海伦身上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样样东西似乎很模糊，然而同时又是极度真实。而在我们这个怪异的世界上空，飘荡着我们已经记不起来的一场梦境那最后几抹正在消散的薄雾。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会产生这种幸运的状态——我把它视为一件意外的礼物，好像有个神祇答应我把我第一次搞糟了的那一段生活重复了一遍，把它变成完美的生活。没有护照而从边境线的地下打洞过来的鼹鼠，如今变成了一只不知道有疆界存在的飞鸟。

“有一天早晨我去找海伦的时候，发现她正在跟一位克劳泽先生谈话，据她介绍，这是德国领事馆的一个人员。我一进去，她跟我用法语讲话，称我为雷诺阿先生。克劳泽把她的话给误解了，用拙劣的法语问我是不是那位名画家的儿子。

“海伦笑了起来。‘雷诺阿先生是打日内瓦来的，’她说，‘可他会讲德语。不过，他倒是一个十分崇拜雷诺阿的人。’

“‘你喜欢印象派的绘画吗？’克劳泽问我。

“‘他甚至还有些收藏品咧。’海伦说。

“‘我有几幅画。’我说。把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得来的遗物变成了收藏品，似乎又是海伦的一个新的奇想。但是，既然她有过一个奇想使我免于关进集中营，那我就扮演下去吧。

“‘你知道瑞士温特图尔的奥斯卡·赖因哈特的收藏品吗？’克劳泽和蔼可亲地问道。

“我点点头。‘赖因哈特有一幅梵高的画作，我愿意拿我一个月的生命去交换。’

“‘哪一个月？’海伦问道。

“‘梵高的哪一幅画？’克劳泽问。

“‘《精神病院的花园》。’

“克劳泽微微一笑。‘一幅了不起的杰作！’

“他开始谈起绘画来了，当他把话题转到卢浮宫的时候，我就可以参与进去，多亏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受到的教育。海伦的策略，我现在懂了。她试着不让克劳泽认出我是她的丈夫或是一个流亡者。德国领事馆不怕向瑞士警察局检举揭发。我感觉到克劳泽是想刺探出我跟海伦的关系，这一点她一开始就知道了，现在，她替我虚构了一位妻子——吕西安娜——和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说是钢琴弹得好极了。

“克劳泽的眼神从这一个转到另一个的身上。他利用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共同兴趣，建议再约会一次——为什么我们不在湖边一家小饭馆里吃一顿午饭呢？那里的鱼可美味呢——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绘画的人，着实不太寻常咧。

“我同样热情地答应了——我很高兴等我回到瑞士的时候再来一次约会。那将在四到六个星期以后。他惊奇了：难道我不住在日内瓦吗？我告诉他，我是日内瓦人，却住在贝尔福。因为贝尔福是在法国，他就不太容易到那边去打听。分手的时候，他经不起诱惑，还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海伦和我是在哪儿遇见的呢？这样两个志趣相投的人——那可不太寻常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