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路德维克 3（第2/3页）
“瞧瞧，您看见这个吗？”她给我看用短短的几节链条系在手表上的一个小银片。我低下头仔细看，埃莱娜解释道：上面刻的是克里姆林宫。“这是巴维尔送给我的纪念品。”接着她给我讲起这个小饰物的历史。这小玩艺儿原是一个热恋中的俄罗斯年轻姑娘赠送给她的同胞萨沙的，萨沙当时正要出发参加大战。他最后到了布拉格，这个城市被拯救出劫难，但萨沙却牺牲在这里。当时巴维尔·泽马内克和父母一起住在一所别墅里，楼上曾有红军安置一个临时急救站。伤势严重的萨沙中尉就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几天，已和他建立感情的巴维尔陪伴着他。用线挂在脖子上的小小的克里姆林宫经历了整个战役。在奄奄一息之际，萨沙把它赠给了巴维尔。后者一直保存着这件礼品，把它视为最珍贵的吉祥物。有一天——他俩订婚后——埃莱娜和巴维尔吵了嘴，甚至想要分手；这时候巴维尔为了和解，把这件廉价的饰物（珍贵的纪念品）交给她；从此埃莱娜再没有摘下过这件小东西，它对于埃莱娜是一种信息（我问她什么信息，她回答：“欢乐的信息。”）。她应该一直带在身边直到生命的最后。
她始终坐在我的对面（撩起的裙子露出吊袜带，它被固定在流行的黑色内裤上），脸仍泛着红色。但在这一分钟里，我眼前闪现出另一个形象，使她的脸模糊起来：这个转了三次手的小小佩饰猛然搅动我的记忆，巴维尔·泽马内克整个人在我面前活动了起来。
对红军萨沙的事，我根本没有相信过。再说即使真有其人，它的真实性也已经被巴维尔·泽马内克的夸张而冲淡了，他把这个人弄成自己生活中的神话人物，一尊圣像，一个打动人心的工具，带着感情色彩的论据，虔诚的信物，他的女人（显然比他还经常地）一直到死都将不断提起它（半出于热忱半出于向人示威）。我仿佛觉得巴维尔·泽马内克的心（一颗邪恶的喜欢卖弄的心）就在这儿，就在眼前。我突然又仿佛重新置身于十五年前那个场面的中心：理工学院的大阶梯教室；泽马内克在讲台正中；他的身边有一个胖胖的姑娘，一张脸圆鼓鼓的，梳着辫子，套着一件难看的毛衣；泽马内克的另一边，是区里来的代表，一个年轻人。在讲台后面，一面宽大的长方形黑板；伏契克的像就挂在左边墙上。在庞大的长讲台对面横躺着一排比一排高的座级。我和大家一样就了坐。而我在经过近十五年的光阴之后，又用我当年的目光来看泽马内克，看他宣布说开始审查“扬同志的问题”，我眼前出现了泽马内克当时这么说的情景：“现在我向大家宣读两位共产党员的来信。”他说完这句话以后略略停顿一下，拿起几张纸，把一只手插进他那一头长长的卷发，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几乎是轻柔的声音开始朗读。
“死神，你总是姗姗来迟！而我老实说，希望经过许多年之后再同你相会，希望我再过一过自由的生活，再能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唱，多多地在世上游逛……”我听出这是《绞刑架下的报告》。“我爱生活，并且为使它更美好而投入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这是在监狱的铁窗下秘密写下的文字，战后曾被印成数百万册，多少次被广播，在学校里作为必读教材，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作品。泽马内克给我们读了最为著名的几个片断，几乎人人都能背诵的几段。“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两位姐妹；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所爱的并还我以爱的人们……”墙上挂着伏契克的肖像，是著名的素描家马克斯·斯瓦宾斯基作品的复制件。这位老画家正在他的“巅峰时期”，善于采用各种比喻、象征，如胖乎乎的女人、蝴蝶、花花哨哨的东西。人家说，当同志们在战争刚一结束到他那儿去，要求他按伏契克的一张照片画肖像时，斯瓦宾斯基以他那特有的细腻风格，几笔就把他画出来（侧面像）：那神情差不多像个姑娘，脸上透着坚信和热情，那么透亮，那么美，凡认识这位楷模的人都觉得这张肖像比自己记忆中的真人更加生动。泽马内克，继续朗诵，整个大厅静悄悄的，人们聚精会神。在主席台上，一个胖乎乎的姑娘，满脸钦佩的神色，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朗诵者，他突然改变语调，可以说是声色俱厉，原来读到了那个叛徒米列克“本来是一个坚强的人，在西班牙前线上曾冒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严峻考验中未曾屈服过。而现在他竟在盖世太保的棍棒下吓得面无人色，为苟且偷生而背叛。他的勇敢是多么浅薄，如果这种勇敢经不住几下抽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话，他的信仰也是同样的浅薄……他之所以失去力量，是因为他开始只替自己着想，不惜牺牲战友以救自己的皮囊。对怯懦屈服了，由于怯懦而叛变了……”墙上，伏契克漂亮的脸庞沉思着，在我国千千万万公众大厅的墙上，它沉思着，那么漂亮，简直像个充满恋情的姑娘一样光彩照人。我望着它，心里就羞愧，不仅是羞于自己的错误，也羞于自己的颜容。这时泽马内克正读到最后的部分：“他们可以剥夺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丝妲？可是谁也不能把我们的光荣和爱情夺去。啊！勇敢的人们，如果我们经历了这番苦难又重逢的话，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要怎样生活吗？在辉耀着自由和创作的生活中重逢！那时我们所生活的便是现在我们所幻想的、所志愿的、为之赴汤蹈火的一切！”这最后几句感人肺腑的话一落地，泽马内克就打住了。
后来他说：“这是一封共产党员的信，是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写出来的。现在，我要给你们大家读另外一封信。”说到这儿，他把我明信片上那三句短短的、可笑的、可怕的句子一一读出来。于是他又保持沉默，全大厅也沉默着。我完了，我心里很清楚。好一阵子过去了，泽马内克真是个出色的导演，特别留意不打破这沉默的时刻。终于，他要我表态。我知道我已无法挽回局面，哪怕一丝一毫。如果说，我不下十次的申辩也没有让人听进去的话，那么今天泽马内克把我的那几句话已经放到伏契克这样的人的绝对尺度之下，我的申辩还会起什么作用呢？但是我又只能站起来说话。我再次解释，我写这张明信片只是闹着玩而已，不过我也谴责了自己这些话说得不是地方，玩笑是粗俗的，我指出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脱离人民，我揭露自己的虚荣心、怀疑一切的倾向、玩世不恭，但我发誓，虽然如此，我对党是忠诚的，无论如何不会与党为敌。讨论开始了，同志们纷纷批判我的论点矛盾百出；有人问我，一个承认自己玩世不恭的人又怎么能够对党忠诚；一个女同学提醒我以前的某些不光彩的言词，说她想知道，我是否认为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嘴里容许吐出这样的话来；还有许多人作了长长的抽象性发言，评论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我正好成为这方面的具体典型；总之，大家认为我的自我检查并不深刻，缺乏诚意。在这以后，那个坐在主席台上、泽马内克旁边的胖姑娘向我提问：“您再想想，那些受盖世太保拷打而没能活下来的同志对您的这些话会怎么说呢？”（我想起了爸爸，我发现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他最后的结局。）我没有说话。她重申了她的提问，要求我必须回答，我说：“我不知道。”“那您想想，”她不放松地说，“您也许会想得出来的！”她是要我想象死难的同志们说出对我的严厉宣判；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太觉突如其来，一股怒气油然而生，而且这几个星期以来天天自我检查已经精疲力竭，所以我说：“他们那样的人视死如归。他们肯定不会庸俗低级。要是他们读了我的明信片，可能会觉得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