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2/3页）
在这场文明和野蛮的角斗中，分别依附于拉尔夫和杰克的猪崽子和罗杰构成两个极端。猪崽子是个思想早熟的善良少年，身胖体弱，常发气喘病，他出身下层，经常用不合语法的双重否定的句式来表示肯定的意思，讲的是伦敦方言（cockney），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眼镜是生火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可以把眼镜当作科学和文明的象征。尽管通过眼镜片的聚光为孩子们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火，但猪崽子始终受到嘲笑和挖苦。照作家看来，猪崽子的缺点在于他过分相信科学的力量，却根本看不到“人性的黑暗”，因而他就无法理解所谓“野兽”或“鬼魂”都出自人的“恐惧”之心。猪崽子过分相信成人的世界，他没有认识到，正是大人们进行的丧失理性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荒岛上，因此，大人并不比小孩高明。阴险而凶残的罗杰扮演着刽子手的角色，作家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读后使人感到帮凶有时比元凶更凶恶。手持海螺的猪崽子最后就直接死于罗杰撬下的大石。猪崽子之死和海螺的毁灭意味着野蛮终于战胜了文明。拉尔夫被追逐只不过是尾声罢了。
同《蝇王》的命名直接有关的是西蒙，一个先知先觉，神秘主义者。他为人腼腆，不善发言，但有正义感，洞察力很强。在大伙儿对“野兽”的有无争论不休的时候，西蒙第一个提出：“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他想说最肮脏的东西就是人本身的邪恶，孩子们却把他轰了下来，连猪崽子都骂他“放屁！”正如鲁迅所说：“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支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为了搞清“野兽”的真相，西蒙无畏地上山去看个究竟，中途他在一块林中空地休息，看到当中竖着个满叮着苍蝇的死猪头（这是杰克等献给“野兽”的供品）。天气异常闷热，西蒙的癫痫病再度发作，在神志恍惚之中，他觉得满是苍蝇的猪头仿佛成了一只会说话的硕大的苍蝇之王。作家借蝇王之口指出“野兽”就是人的一部分（可同上文西蒙直觉的判断相呼应），并且预告了西蒙要被众人打死的可悲下场，这一片段是揭示题意的核心。西蒙苏醒以后，继续朝山头进发，结果他看清所谓“野兽”原来只是具腐烂发臭的飞行员尸体。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病，爬下山去诉说实情，不料此时天昏地暗、雷雨交加，杰克等人反倒把西蒙误当“野兽”活活打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孩子们所杀死的“野兽”却是唯一能向他们揭开“野兽”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免于沦为真正野兽的人；孩子们把西蒙叫做“疯子”，但真正丧失理性的却是他们自己。不难看出，西蒙的悲剧是许多先觉者的共同悲剧，一种卡珊德拉式的悲剧。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猴子据说是被其他猴子打死的，第一个说出某种真理的人也常难逃毁灭，屈原如此、布鲁诺如此、中外古今往往如此。
被统称为“小家伙”的一些孩子大约六岁，他们漫无纪律，随地大小便，只知道吃睡玩。西蒙看不起小家伙用沙子搭的小房子；猪崽子把小家伙称为不懂事的“小孩儿”；拉尔夫统计自己一派的力量时把小家伙除掉，认为他们不算数，他在危急的时候希望“野兽”拣小家伙吃；而杰克则把小家伙称作“哭包和胆小鬼”，如果被“野兽”吃掉，那“真是活该”！珀西佛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先还牢记着自己的姓名、家庭地址、电话号码，这在文明社会里不失为有效的护身符，但在这个没有法律和警察保护的荒岛上，这种护身符毫无作用。临末珀西佛尔堕落为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的野蛮人。
小说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少年儿童，但戈尔丁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来揭示他的道德主题——人性“恶”。戈尔丁认为，社会的缺陷要归结为人性的缺陷，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使命是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他的作品是使人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当然，《蝇王》的成功不只是因为戈尔丁的道德主题，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没有地址的信》，着重号原有）《蝇王》中的孩子们虽然各具一定的象征性，但他们本身是栩栩如生的。作家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寓人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对人物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细节刻画。小说前半部分呈暖色调，后半部分渐转为冷色调。作家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在某些地方做到情景交融、动人心弦，如描写大火、雷雨、海市蜃楼、西蒙之死等段落。小说的结构具有一种简练明快、直截了当的风格，一开始读者就随主人公直接进入场景，戛然而止的结局又给人以回味和反省的余地。
如同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一样，《蝇王》也有其源流：源是指作家所处的环境对形成他的创作思想所起的影响；流是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承继性。
戈尔丁关于人性“恶”的观点是抽象的，但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具体的，它滥觞于作家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残酷的战争粉碎了青年诗人的一些浪漫主义想法，导致了作家创作中严峻的一面。一九五七年，法国作家加缪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过：“这是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出生的人们，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正当希特勒政权建立，与其同时革命有了最初一些进展，然后他们完成教育是面对着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的、受拷打的、被囚禁的欧洲。就是这些人，今天不得不要教育人并且处在原子毁灭威胁下的世界上进行工作。我认为，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是温情主义的……”荼毒生灵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确实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大开眼界，西方文明和道德走进了死胡同，比较严肃的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出路，于是只好在作品中逃向大海或孤岛，在与世隔绝的境地里，人物难以逃脱困境，从而表现出一种充满禁闭感的冷酷心理（如海明威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老人与海》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强烈的感受，戈尔丁对巴兰坦（R.M.Ballantyne）的《珊瑚岛》很不以为然。《珊瑚岛》发表于一八五七年，是英国文学中尽人皆知的儿童小说，描写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个少年因船只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岛上，他们如何团结友爱、抗强扶弱、智胜海盗、帮助土人。显而易见，此书属于传统的荒岛文学。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的荒岛文学，一向以描写文明战胜野蛮为其宗旨，鲁滨逊使土人星期五归化可为例证。在这样的作品中，文明、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总会战胜野蛮、本能和图腾崇拜。戈尔丁在《蝇王》中反其道而行之，他揭露了真正野蛮的就是自诩为基督文明传布者的白人本身，这无疑是深刻的，也正是这一点，使《蝇王》别具一格，并使人耳目一新。戈尔丁的作品常常由别人的作品派生而来，如《蝇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就脱胎于《珊瑚岛》的，但他的作品又具有针对性地带上了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