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6/14页)
杨红记得哪本书上说的,幸福的婚姻都一样,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她不知道幸福的婚姻到底什么样,但她看见的不幸福的婚姻,倒差不多是一样的。她自己的婚姻一塌糊涂,但却经常为别人的家庭矛盾做调停人,因为她是院党委中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遇到院里教职工有家庭矛盾的,很多时候都是叫她去做工作。
可能真是旁观者清,杨红看别人的家庭矛盾,倒是心明眼亮的,也许因为不是自己的事,看明没看明都无所谓,糊涂官断糊涂官司,因为夫妻吵嘴、婆媳不和这种事,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少能分出个谁是谁非。杨红的绝招就是绝不发表个人意见。丈夫说完,就叫他站在妻子的立场想一想;妻子说完,就叫她站在丈夫的立场想一想,说到夫妻两个没大事了,就脚底涂油—溜了,等他们在床上去解决余下的矛盾。
俗话说,医者不自医,说人前,落人后。这些话应验在杨红身上了,她能调解别人的家庭矛盾,却不能调解自己的家庭矛盾。懂道理不等于讲道理,讲道理不等于时时处处讲道理。道理都是绑在刺刀上的—专对别人,不对自己。
做了这些年调解工作,也在自己的婚姻里趟了这些年混水,杨红有一个体会,就是如果婚姻只有夫妻两个人参与,还可以少吵几架,吵了架也比较容易和好,象俗话说的,两口子打架不记仇,晚上共个花枕头。但一旦有双方的家人参杂其中,事情就很麻烦了,夫妻两人常常有个站什么立场的问题。媳妇跟公婆不合,丈夫在中间难做人;女婿跟丈人丈母闹矛盾,妻子在中间难做人。根据杨红的观察,如果夫妻两个是同一条战线的,小家庭还能飘飘摇摇地挺过去,如果妻子或丈夫是跟自己的父母一条战线的,那小家庭就十分危险了。
杨红知道系里有个女老师,平时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但一跟婆婆吵架的时候,就敢骂婆婆“老不死的”。好在她丈夫是向着她的,总说自己妈妈不对。老人忍得住,就跟儿子媳妇在一起呆几天,忍不住了,就逃到女儿那去,女老师跟她丈夫仍然是一个坚固的家庭。
但杨红和周宁就不同了,两个人都是向着自己父母的,周宁觉得婆媳矛盾都是杨红不对,杨红觉得翁婿矛盾都是周宁不对,所以每闹一次矛盾,隔阂就加深一次,夫妻之间的距离就拉大一次。
杨红跟周宁的父母语言不通,也不爱上他家去,去了想叫声“妈”,总也叫不出口,就那么支支吾吾地混过去。公公婆婆都觉得这个儿媳妇搭架子,没有另外三个儿媳孝顺懂礼。不过婆媳矛盾不那么明显,除了生小孩时公婆到H市住了几天外,杨红一年也就见公婆几次,还没发生过重大纠纷。
周宁跟岳父母呢,就比这糟一百倍。周宁的矛盾主要是跟岳母之间的,因为岳父修养好,道行深,对什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得江湖深,给它个不啃声,而且从来不插手家务活。不干活的人一般只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干活。那些干活的,毛病就多了,菜可能炒咸了,汤可能熬浓了,跟其它人之间的矛盾就多了。
周宁跟岳母的矛盾很深,但起因却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吐痰。周宁经常咳咳吐吐的,走到大街上,不管你是哪条街,哪条路,照吐不误。杨红一跟他上街就胆战心惊,怕被人抓住了罚款,又丢钱,又丢面子,但你怎么劝,他都不会听。“你没听说不吐不快?你不让我吐,让我吞下去?”周宁就真的可以咳一口痰在嘴里,不吐也不吞,就那样含在嘴里跟杨红说话,说得杨红汗毛倒立,细胞跳舞,鸡皮疙瘩乱冒,直犯恶心。
杨红说你可以找个垃圾桶吐,或者吐在纸里。周宁就抢白她:“哪里有垃圾桶?吐在纸上包回去?你别恶心我了。”周宁因为吐痰,被罚过好几次款,但那并没有吓倒他,只不过让他在有人执勤的地方少吐几口,在没人执勤的地方多吐几口罢了。
你总不能为这样的事跟他离婚吧?填写离婚理由的时候,你说什么,说因为他随地吐痰?你又不是居委会抓街道卫生的老奶奶。杨红想,如果我院里哪对夫妻为吐痰的事闹离婚,我肯定有一百条理由把他们两个劝得不离了。就为个吐痰的问题,周宁跟岳母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周宁在家里倒是不随地吐痰,他比较爱护家里的小环境,不太在意外面的大环境。大环境你怎么爱护?你不吐,别人也会吐的。少你一口痰,大环境也不会就好了起来,何必把自己憋得难受?
但家里地上铺了地毯或者瓷砖,吐在上面连周宁都觉得实在是难看。在外面吐一口,没人看见,就没人知道是谁吐的,没人知道是谁吐的,就等于你没吐。但家里其它人不会随地吐痰的,如果地上有痰,肯定是周宁吐的。这不一下就查出来了吗?所以周宁一般是吐在厕所里或者厨房的水池里。杨红为他吐痰在厨房的水池里,不知跟他作过多少斗争,但都是吵起架来,他不吐,架吵完了,他又开始吐了。
后来杨红的妈妈来看杨红,在她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见周宁随口就把痰吐在厨房的水池里,想到洗碗洗菜都是在同一个水池里进行的,有些担心,忍不住就批评了几句,哪知这下却伤了周宁的自尊心,觉得岳母在嫌弃他,马上就把脸拉长了,再不跟岳母讲话。这事在杨红看来,就完全是周宁不对了,自己就算昧着良心,也没法跟他站在一边,所以忍不住要把周宁批评一通,但杨红的介入只使得周宁与岳母的矛盾更深。
周宁虽然已经在H市扎了根,但心里一直觉得别人是把自己当周家冲的人的,所以只要有人提到“乡下人”“农村人”,他就象有人摸了他的老虎屁股一样,要跳起来为乡下人和农村人鸣冤叫屈:“乡下人怎么啦?乡下人不是人哪?你们的祖先不都是从乡下出来的?”
为这事,杨红不知对他解释了多少遍,陪了多少小心,说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小镇上来的,我妈妈现在还在小镇上,大家都是所谓“乡下人”,没有谁在歧视你、看不起你。
但周宁不信这种鬼话,他把杨红和杨红的家人一律划在歧视乡下人的城里人中,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城乡矛盾上来。
周宁的不做饭,已经被杨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认可了。自从搬出集体宿舍,杨红也不硬性规定他洗碗了。自己单家独户地住在一套房子里,门一关,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人看见,没群众监督了,还要他洗碗,做给谁看呢?所以杨红宁可自己三下两下就洗了,免得叫周宁去洗弄出更多麻烦。但如果父母来了,杨红就象一个闭关锁国的政府突然迎来了联合国调查团一样,就有点在乎形像了,至少让父母看见周宁还是做一点事的吧?不然父母不是要大担其心,觉得自己的女儿在受苦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