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记 山城走卒：娶妾记（第2/9页）
听说，他为了洗去“东亚病夫”这个恶号，大力提倡体育运动。但是有人恶言伤他，说他是想物色健美的姨太太。且不管他，反正他常举办运动会是确实的。
据说，有一次，在运动会上，有一个出色的篮球队长，长得十分健美，一下被他看上了。他实在难以忍耐，马上就把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子篮球队长叫到面前来，而且没有什么二话可说，只说了一句：“马上到我的公馆去。”谁都明白，一个女人到他的公馆去的任务是什么，而且还是谁也无法拒绝的。这女子当然也明白。但是她却意外地拒绝了，她说：“不行！”
我们这位坐地王听那女子这么回答，真的吃惊了，这恐怕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他问：“为什么？”
“听妈妈说，你是我的亲爸爸呀！”这个女子说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理由。
他既然看中了一个女子，垂涎欲滴，哪里听得进这种莫须有的理由。他下了严厉的命令：
“胡说！给我弄进公馆去！”
他的卫队长不由分说，把这个女子装上汽车拉走了。这位军阀大人和据称是他的庶出的女儿回到公馆去干了些什么，就不用再说了。
“入话”就说到这里。
为什么说这样一个“入话”？有道理，且听我下面慢慢摆来。
且说民国十七年间，上海某街平康里有一个破落子弟名叫王康才，他家过去也还算薄有家产，在附近县里有三二十亩薄田，在平康里有几间街房出租，日子本来过得去。谁知他的父亲生来不务正业，好吃懒做。平日结交几个浮浪子弟，抽鸦片烟，进出赌窟，还寻花问柳，染上了花柳病，真是烟酒嫖赌占全了。不几年就把田产荡尽，只剩几间街房收租过日子，那光景一天天眼见支撑不下去了。大概他也算完成了他到人间来的历史使命吧，到底把家产吃尽喝光了，才离开人世。他的儿子王康才，把老人的丧事办完，几间街房早出手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怎么过呢？上海是十里洋场，大地方，只要肯动脑筋，随便怎么“打秋风”，还是可以过日子的。于是王康才便在十字街头，施展出他爸爸祖传的手段，居然混了下来，还不错哩。你看他那一身打扮。穿着上海滩上那种掌红吃黑人物的服装，短打扮，宽大衣袖还卷过一个白边来。走起路来一摇三摆。挨着他走的人要自觉地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作为他的肩头摇摆的空间。一看他那张牙舞爪的样子，一定是学过几手，有点拳足功夫的，谁敢不让他几分。他打扮得油头粉面，长得相当标致，活像上海的一个“小开”模样。
这也算遇缘吧，就像我们通常听说的古书上摆的一样。有一回，他和几个兄弟伙去城隍庙“白相”（就是闲逛的意思），在一个僻静的处所，看到两个小瘪三在欺侮一个女学生。他就学起古代义侠的风格来，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把那两个小流氓打跑了。并且救人要救到底，他勇敢地护送这个女子回了家。那家人姓吴，是一个小康之家，有个铺面，做小本买卖，家里就只这么一个闺女，名叫吴淑芳。吴家对王康才的义侠行为大为感激，从此就有些往来。后来他请人从中撮合，入赘到吴家去，做起上门女婿来。他在这个小店里守了两年，学会了做生意买卖，日子过得不错。
不过他觉得总不是个长进的地方，想向高枝上爬。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正在招生，他决定从枪杆子上去图个上进，就去投考中央军校。他考上以后，去南京学习“剿匪救国”的本事。一年毕业，挂上少尉的头衔，送到江西和共产党打仗去，干起“攘外必先安内”的伟大事业来。在开拔以前，他特地回上海去和家里人告别，住了半个月。他在江西打仗，算不得冲锋陷阵的猛将，可也并不落后于那些临阵脱逃的人。因此许多同学被打死了，做了“烈士”，他却不几年工夫，由少尉而中尉，而上尉，爬了上去，当起连长来了。
一混就到了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一下打起仗来。他虽说写过信回去，叫他老婆逃难到大后方去，但是上海一下就沦陷了，他的老婆下落不明。他是属于中央军的嫡系精锐部队，正因为这样，才叫他们担负着“特别任务”，所以没有开到前方去打仗。他们的任务就是维持经济秩序和缉拿走私。谁不知道“维持”就是“把持”，缉拿走私，就是垄断走私？他作为一个连长，沾的光不少。何况他在上海也曾敲过几年算盘，做买卖的办法比别人还精明一些。从此他的腰包就膨胀起来，身体也跟着膨胀起来，头脑自然也相适应地膨胀起来了，发财的欲望自然更是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这时候，他对一个上尉连长的薪水收入加上克扣军饷，也早已不在话下。他的“外快”的收入何止十倍二十倍？因此他对于作为一个真诚的三民主义信徒和蒋介石校长的忠实学生的信念，慢慢地淡薄下来，而对于重庆见风长的物价特别有兴趣去研究，对于黄（金）的、白（银）的和花（美钞）的更是着了迷。他索性脱下戎装，穿上长袍短裤，解甲从商，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国际贸易公司”。他们所从事的贸易活动的确是国际性的。他们活动于我们这个重庆蒋记的国家和南京那个汪记的国家之间，以及中国和日本之间。好在两国之间的关卡都是他的好朋好友们守着的，打通关节并不困难，只要把黄的、白的、花的送过去，谁个不爱呢？
现在王康才——不！他为了和那个赖以发迹的党国彻底脱离关系，改名为王聚财了——现在王聚财是“重庆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王聚财，早已不是我们在上海十字街头或城隍庙里看到的那个精瘦精瘦颇有几分猴相而又十分聪明的青年；也不是我们在江西剿共前线看到的那个魁梧奇伟、开口闭口“本党”、“领袖”的那个三民主义忠实信徒；甚至也不是抗战初期他才开始在重庆投机市场钻进钻出，在国境线上流着汗、拼着老命偷偷押运私货的投机商人了。现在是堂堂的“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不特在重庆朝天门一带的繁华去处盖起了一栋半中半洋的大楼，雇了几十名对于投机之道比较娴熟的职员，在上海、南京、武汉还设了专人坐庄，探听市场行情，买进洋广百货，运到重庆来销售。更重要的是，他不知是通过什么党国内线关系，和当时在大后方独霸经济的孔家搭上了线，替孔家二小姐在仰光和香港代办进口美国、英国的洋货。本来是个代办行，他却不忘记在必要的时候，向同业的商人大肆宣传他的这个公司来头很大，是孔家的子公司。这种似是而非的谣言，在他说来，却可以变成可靠的资本。他在资本周转上有时不灵活了，只要向别的私家公司、银行开口，谁敢不对他买账？好家伙，孔二小姐，谁不知道。她只要指头一动，就叫你倾家荡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