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3/6页）

荒谬处就是在这里：罗家的这些人乔六月都见了，惟独他不肯见杨云。他小心翼翼地躲着她，闪避着她，甚至连她的名字都很少提，仿佛他是老鼠，杨云是猫，他生怕他一不留神会被杨云逮到手里吃了。

罗家园用自己的心态和逻辑解释这件事：“想农你猜怎么着？乔六月总算知道错误了！那时候他跟你妈妈勾三搭四，算个什么嘛？他现在是矫枉过正呢！也好，人还是要吃点苦头，才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罗想农没有说话，心里却认为事情不是这样的。乔六月不见杨云，是他的内心还没有解放，他远远没有恢复从前那样的意气昂扬的状态。他现在是一个边缘人，手里没有任何课题和项目，也没有任何科研小组攻关小组需要他。“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得震天动地，然而他形单影只，徘徊在热火朝天的生活之外。不是他不想，是他插不进脚。从他被打成右派下放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青春好年华不再，知识结构老化，操作实验手抖，英文一窍不通，俄语又忘得一干二净。还有，更关键的，他的同事已经是新一茬的农科人员，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乔六月的名字，不知道面前的这个糟老头儿是谁，他曾经做过什么，将来还有可能做成什么。“陌生”是一道高耸的墙壁，阻隔了两代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彼此不能相容，更无法惺惺相惜。

所以，罗想农认为乔六月躲避着杨云不是什么“矫枉过正”，是因为他心里有伤悲，他距离时代太远了，是一个被历史无情淘汰的人，他不想把心里的沉重转嫁到杨云身上，让他爱过的女人跟随他伤感。

有一个星期六傍晚，罗想农刚刚从学校回到家，母亲杨云出乎意外地找上了门。杨云那天的神情很奇怪，嘴唇紧绷，眼圈发乌，鼻翼边的两条法令纹深深地撇下来，像是要被心里的悲哀压伤了，又仿佛要被说不出来的恼怒憋死了。

她进门，不看罗家园，劈头就问了罗想农一句话：“你跟我说说，乔六月是不是拿我当贼在防？”

罗想农吓一跳，弄不清她什么意思，也就不敢胡乱答话。

“你回答我的话！我是不是乔六月眼睛里的贼？”杨云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罗想农慌忙否认：“妈，不会吧，怎么可能？”

杨云满心委屈地控诉：“不可能？不可能他干吗这么对我？他回城这么久，连他当年的冤家对头都处成朋友了，偏就躲着一个我！什么意思啊？我惹他害他了吗？他不肯来，我不见怪，我去农科院看他总行吧？可他居然叫个小伙儿出来说他不在！他明明在，还说不在，撒谎撒成这样！想农你说说，乔六月到底什么意思？”

罗想农终于明白了，母亲想见乔六月不得，悲愤难当，不得不找他做个垃圾筒。

因为什么？乔六月干吗要像个孩子一样撒这么低级的谎？他们两个人曾经是那样的关系！罗想农心里暗暗称奇。

可是他也很惊讶，母亲对他发这通火的时候，父亲就在他身后站着，母亲对父亲居然没有一点顾忌，居然就肯当着父亲的面坦白她要见那个人。她的愤怒当中带着撒娇，控诉的背后带着渴念，这一切都表现得明明白白。她难道不怕父亲生气恼火吗？她知道罗家园会顺从她迁就她？从什么时候开始，父辈们的角色颠倒了过来，父亲胆怯，母亲强势，而骄傲的乔六月退缩到连面都不肯照一个？

罗想农迷惑而好笑，他只能把这件事归结为父母一辈人都老了，之前的岁月里他们都被折磨得太狠，心智超限付出，现在的他们是丧失了大部分思维和行动能力的人，荒诞和率性得活像小孩子。

一段时间里，岁月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罗想农和乔六月有非常多的私密相处的时刻。只不过空间挪转，不在乔六月的良种田，改到了罗想农的实验室。

罗想农做实验的时候不分昼夜，乔六月掌握了这个规律，总是在夜深人静时坐车过来，敲开实验室的门，搬一张凳子坐下，在惨白的简陋无比的灯光下，痴痴迷迷地看罗想农摆弄各种生物试剂，用酒精灯加热烧杯，把培养基里的物质送到显微镜下看来看去，在实验手册上飞快地纪录下数据。他一声不响，凝神注视罗想农的每一个动作，呼吸平稳绵长，目光崇敬高远。

“你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等下你回家，要倒两趟公交车呢。”罗想农想到深更半夜乔六月要孤零零地赶路往郊外，心里不落忍。

“你又为什么喜欢在晚上泡实验室？”乔六月笑眯眯地反问他。

“安静。能思考。”

“我也是这么想啊！”乔六月望着罗想农，小孩子一样开心。

乔六月对眼前接触到的每一样新鲜东西都感兴趣，忍不住地要问这问那。问着问着，突然停住，脸上浮出不安。

“嘿嘿，想农你不会嫌我烦吧？”他小心翼翼地试探。

“怎么会？”罗想农安静地回答他。“有人陪在身边挺好啊。”

“我今年五十七了。”乔六月抿一抿嘴唇，“再有三年我该退休了。我这一辈子什么成绩都没有做出来。湖南有个育种专家袁隆平，你听说过吗？”

“知道啊，前不久报上还登过他的消息。”

“六十年代我们就认识。”

“真的？”罗想农有点意外。

“那时候我们冬天都去海南岛。海南那地方热，冬天能多育一季稻，那就省下一年的试验时间呢，多快好省干社会主义嘛。”

“那倒是。你们会找地方啊。”

“一到冬天，候鸟一样，各省各市搞育种的人都涌过去了，互相之间还保密，较劲儿，总想着自己一鸣惊人。”乔六月坐在高凳子上，晃荡着两条腿，头仰着，眼睛往房顶上看，思绪回到了遥远的未开发的热带岛屿。

罗想农在旁边一声不响，怕惊扰了他的愉快记忆。

“可是你看，人家弄出了杂交稻，亩产一下子翻了倍，成了水稻之父。我呢，一事无成，现在是闲人一个。”乔六月撇着嘴，调侃自己，也是瞧不起自己。

罗想农沉默。他能够明白乔六月心里的伤感，不甘，和那种被时代被同事摒弃的针扎一样的痛。

“所以嘛，”乔六月说，“我喜欢在你这儿坐坐，多闻闻实验室的味道，找找状态。还有三年呢，我未必就不能做成一点事情，你说是不是？”

罗想农说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

乔六月真是用了心，他从罗想农手边借走一本又一本的生物学杂志，努力地读，要在知识上更新自己。偶尔他会跟罗想农讨论一些前瞻性的话题，比如基因技术，比如美国正在实验的转基因食品。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角色总是错位，年轻一代的生物学硕士罗想农偏于保守，而多年沉寂的乔六月反而趋于活跃，兴致勃勃，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