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阿勒斯万格公司的一件事（第2/2页）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正好把水烧开，在那儿沏茶，不过这晚沏的不是干胡萝卜茶，而是切碎后烘烤过的甜菜茶。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说，“打远处看，你们活像是两个造假钞票的。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在修改一篇小说，”我回答说，“下一期要登的。”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又说道，“并不是每一个民警都能理解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得感谢上帝，当然上帝是没有的，感谢他让我而不是别的什么土包子在这儿执勤。对我来说，文化高于一切。至于说到造假钞票的，可都是些大能人，他们可以用同一摊牲口粪，或者做一块金元，或者做一张居留证。据说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里，有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边放着一只漂亮得没法形容的大理石手。这手不是莎拉·伯恩哈特[10]的。也不是肖邦或者维拉·霍洛德纳娅[11]的。这是欧洲最有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手，是一件模塑品，我忘了这人叫什么了。当初砍掉了他的脑袋，可是却把他的手展览出来，供人参观。就像他是个小提琴大师一样。这个故事挺有教育意义吧？”

“不怎么样，”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我们可以分来吃。”

勃拉戈夫直到天亮前才完工。当时他没有把稿子给我看，后来我们到了编辑部，等女打字员把稿子清清楚楚地打好后，他这才交给我。

我把小说读了一遍，不由得惊呆了。这已经是一篇条理清楚、文理通畅的散文了。文中的一切都是清晰明朗的。原来那种急就章式的潦草及遣词造句的紊乱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而与此同时，的确没有删一个字或者添一个字。

我瞥了勃拉戈夫一眼。他正在吸一支用黑得像茶叶一样的库班烟草卷成的粗烟卷，嘴角边挂着一丝微笑。

“这真是奇迹！”我说，“您是怎么加工的？”

“我不过是正确地打上了各种标点符号罢了。索鲍利的标点符号用得乱七八糟。我特别仔细地替他一一标上句点。还重新分了段。我的朋友，句读可是件大事。连普希金都谈起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使思想有条理，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明确，句子易解，意思清楚。标点符号就好像音符。它们把文章连成整体，不让它支离破碎。”

小说刊出了。第二天索鲍利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了编辑部。他照例没有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光焰。

“谁动了我的小说？”他扯直嗓门嚷道，同时使劲用手杖敲了一下搁满报纸合订本的桌子。顿时一股灰尘像浓云一样从桌上腾空而起。

“谁也没动过，”我回答说，“您可以对原稿。”

“骗人！”索鲍利吼道，“撒谎！反正我能查明是谁动的！”

眼看就要大吵一场了。胆小的同事纷纷溜出了办公室。但是我们的两个女打字员柳辛娜和柳夏却跟往常一样，急忙奔来看热闹，一路上只听见她们的木屐吧嗒吧嗒地响。

这时勃拉戈夫沉着地，甚至有点儿忧郁地说道：

“要是您认为在尊稿上准确地打上标点符号就是改动了大作，那好吧，是我改动了大作。这是我做校对应尽的职责。”

索鲍利冲到勃拉戈夫跟前，一把握住他两只手，拼命地摇晃，然后抱住老人，按照莫斯科人的规矩，一连吻了他三次。

“谢谢！”索鲍利激动地说，“您给我上了一课，非常好的一课。可惜上得太晚了。一想起我过去的作品，我就觉得对它们是有罪的。”

晚上，索鲍利不知打哪儿弄到半瓶白兰地，拿到阿勒斯万格公司来。我们把勃拉戈夫请来了。巴格里茨基和下了岗的若拉·科兹洛夫斯基也来了。于是我们几个人在一片赞美文学和标点符号声中把半瓶白兰地喝得涓滴不剩。

通过这桩事情，我心悦诚服地懂得了在必要的地方及时地打上一个句号，能对读者起到多么惊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