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在纽孔中的一朵小玫瑰花（记尤里·奥列沙）（第2/3页）

我睡意顿失。我们走进一间间房间，吹毛求疵地加以挑剔，没有一间看得中。一间嫌它有草莓香皂的气味，另一间壁镜打碎了，还有一间，墙上那幅油画《贵族的宴饮》在不久前的空袭中溅上了石灰。

临了，我们选中了一间最小最暗的房间，房间的窗子是朝内院开的。院里有好几棵百年的法国梧桐。

“好一个避弹所！”奥列沙说，“这是旅馆内最保险的一间房间。”

我连衣服也没脱，立刻就睡着了。一群返航的轰炸机的遥远的轰鸣声把我吵醒了。只见夕照映在洞开着的窗户上，老化得出现了鳞状波纹的窗玻璃被染成了金黄色。

我翻身下床，到奥列沙的房间去。他不在那里。后来在旅馆附设的狭长、昏暗的餐厅里找到了他。

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餐厅。套用报纸通讯中的一句老生常谈，“它的四壁见到过”许多名人。曾几何时，这个大厅里还闪耀着水晶玻璃、银器、瓷器和白铜器皿的光芒。一张张餐桌上铺着挺括的浅蓝色台布，硬得像羊皮纸，一碰就发出窸窣的响声。状似葡萄串的枝形吊灯在有精美浮雕的天花板下荧光四射。冰块在一只只银制的小桶里叮当作响，菜单神秘而又豪华。

可现在餐厅内却冷落、昏暗，天花板下只点着一盏战时用的小灯，发出病恹恹的昏光。这盏灯从来不熄掉，两个像敖德萨一样老的侍应生，都是奥列沙的朋友，穿着尽是皱纹的白上衣，晃晃悠悠地在大厅内走来走去，给偶尔才有的顾客端来一杯没有糖的淡茶和滑溜溜的黑挂面。

奥列沙同一个神色忧郁、一声不吭的黑人坐在一张餐桌旁。这位黑人是敖德萨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刚刚空袭过，”奥列沙对我说，“您睡着了，没能见着。好，您谈谈吧，对敖德萨有何‘观感’？”

我回答说，战争爆发后，这个城市变了样，萧条多了，敖德萨人好像也失去了历来乐天活泼的性格。

“胡——扯——淡！”奥列沙一字一顿地、毫不含糊地说道，“敖德萨人不会灰心丧气，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的幽默、俏皮是同大无畏的精神糅合在一起的。他们俏皮、机智的谈吐哺育着他们的勇敢。您对敖德萨人抱有偏见。就像，比方说吧，对第欧根尼[79]抱有偏见一样。”

我当然明白，他这番话并不是针对我的，我从未当他的面谈起过对第欧根尼的看法，因为我对第欧根尼老实说谈不出什么看法来。第欧根尼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想藉以引出一段俏皮的想象来。

“瞧，所有的人，包括您在内，”奥列沙说，“都认为第欧根尼是犬儒主义者的头目。可他算什么犬儒主义者！他是个胆小如鼠、昏聩糊涂的糟老头。顺便告诉您，他是住在酒桶里的。这也是因为他糊涂透顶的缘故。酒桶再差劲，一旦睡了进去，就算是居住的地方了。既然是居住的地方就得付房钱。可第欧根尼，谁都清楚，自打出世以来，身边从未有过一个铜板。酒桶主人三天两头儿威胁说，老头积欠了这么多房钱，非把他撵到大街上去不可。于是第欧根尼只好去找他那帮朋友，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给我点钱吧，我要付酒桶的款子。’这一下子，天哪，他那帮朋友闹开了，又是骂，又是叫：‘给您钱去买酒桶？’‘无耻！’‘损人利己’‘犬儒主义者！’”

那个一声不吭的黑人突然放声大笑。奥列沙瞥了他一眼，说道：

“敖德萨人即使现在，在战争时期，也跟平日一样勇敢，乐天，快活。走，咱们到街上去逛逛，我可以担保，我们准能在什么地方看到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的敖德萨老人。这也是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

我们走出了旅馆。落日把万里无云的天空染成了玫瑰红。林荫道上的树木发出飒飒的喧声。

在大海上空，有好几个大队的法西斯飞机正在朝奥恰科夫方向飞去。海军高射炮兵在对准它们开炮，传来了重浊而遥远的炮声。

我们朝希腊市场走去。据奥列沙说，那里有一家茶馆直到现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还照样营业，出售货真价实的摩尔达维亚绵羊奶干酪。

可我们没能走到希腊市场，我们遇到了空袭警报。民警们连连对空鸣枪（显然是为了警告那些未从收音机中听到警报的人）。除此之外，他们还把所有的行人撵到院子里去躲起来。

我们就近躲进了路旁的一个院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式院落。这种院落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描绘的，得亲眼看到它，甚至得在里边住上几天才能领会它的全部妙处。

这类院落是长方形的，四边都是老式的两层楼房。整座院落只朝街开一扇大门，供居民出入。希腊式房屋各层楼的每个单间和每个单元外边都有老式的露天木头阳台，以及同样老式的露天木梯。

顺着每幢房子的墙壁一字排开的露台，人一走上去就摇摇晃晃，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它们是每个单间和每个单元的附加建筑，是人们最喜爱待的地方，因此也最热闹。

人们在露台上用煤油炉煎青花鱼和比目鱼，用“青黄鱼”[80]的鱼子熬著名的鱼子酱，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同邻居骂架（一层住户跟另一层住户骂架），听留声机乃至跳舞。

我们走进去的就是这样一个院落。院落内空荡荡的。

德寇的轰炸机发出钢铁般尖厉的啸声，俯冲而下，炸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高射炮弹的弹片啪啪地落在院子的砖地上。

我们躲到二楼的露台下面去躲避弹片。扫院子的老人坐在我们旁边一只木箱上打瞌睡，他肩上挂着一副破裂了的防毒面具。无论隆隆的爆炸声、呼啸声和尘土，都没能使他醒过来。那尘土像一发发排炮似的由大街上直往院子里冲。

我们看到面对我们的门廊里有一扇厚实的门。这门显然通向一套独门独户的单元。门上钉有铜牌，上边刻着一行字：“牙科医师伊·斯·瓦因特劳布”。

这个姓氏是按旧俄文拼写的，字尾上还有硬音符号，这说明瓦因特劳布在此地落户已经不知有多少年了。[81]

“还是革命前就在这儿落户了！”奥列沙指出，“这在现在看来，就跟还在耶稣降生以前或者还在大洪水以前一样久远了。”[82]

门廊旁边有一扇遮上窗帘的威尼斯式窗口。透过窗帘可以隐约看到橡皮树黑乎乎的叶子。

又有一架飞机嗥叫起来。响起了爆炸时金属炸裂的声音和高射炮的排炮声。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桩很普通、很平常的事。顺带说一句，事后我跟奥列沙回想起这件事时，都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而且笑了很久，可为什么要笑，我直到今天还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