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跨西伯利亚铁路小贩（第2/2页）

旅程过半，我才意识到我不是火车上唯一的欧洲人。最后一个包间有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和他的新娘，一位来自中非共和国的漂亮姑娘。在另一个豪华车厢中，有一位保加利亚外交官和一位七十四岁的优雅巴黎绅士，后来我知道他是一名建筑师。他在蒙古度过了两个星期。“对佛教感兴趣吗？”我问道。是，也不是，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一位著名的“先知”。她最近瘫痪了，所以让他来重新获取神力；她说，这种力量在蒙古。她正是利用这种力量让人恢复健康。

“她并没有声称可以治愈癌症，虽然她在某些病例中取得了成功，但对精神疾病治疗效果特别好。”建筑师说。关于他的妻子的讨论持续了至少两个小时。她采取的方法是让患者先画一棵树（因为树是生命的象征，他说），再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七层皮肤的保护，其中一些是发光的。他兴高采烈地描述他与妻子最后一次去的地方，所谓的法国“高地”，那里发生了特别灵异的事情。她也是去吸收能量的。那么这一次，我遇到他也是偶然？

这个男人热情友好，当我告诉他我在火车上的原因时，我感到更加放松。他说我一定要去巴黎见他的妻子，然后递给我他的名片。我在口袋中放了两天。一天下午，当我看着窗外不间断的单调白桦树，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余生可能会在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寻找占卜师和先知中度过。总有一个可能是最好的，当然总是下一个。我让风吹走了手上的名片。看着它随风而逝，我觉得我已经重申了我的自由选择权。我还决定不去保加利亚寻找万加，也不去莫斯科拜访任何占卜师。

到了另一站，更大规模的人群包围了火车。这是普通工作日的早晨，但是整个城镇，包括应该在学校的孩子和应该在工厂的工人似乎都在站台上。喧闹声震耳欲聋，交易风生水起。当火车再次开始移动时，一位绝望的老太太哭了，徒劳地敲打刚刚关闭的门。她尖叫道她已付钱，但没有拿到她的运动服。蒙古人说他们已经给了她，但是一个小偷从她的手中抢走了。他们无能为力。

人群在离开的火车后面追赶，扬起一团灰尘遮蔽了车站。“非洲！非洲！”弗拉基米尔说，“俄罗斯历史悠久，但制度，制度不好。”他笑了。随着火车加速，我看到那位老太太沮丧地重新调整了头上的头巾，消失在尘土飞扬的人群中。

在巴拉宾斯克，我自己也被买卖潮影响。我向那个蒙古人要了一件雨衣。我应该卖多少钱呢？二万卢布。我站了几分钟，向群众大喊那个价格，他们来了，考虑一会儿后又跑开了。然后一个年轻人把两张一万卢布的钞票塞进我的手里，我把雨衣给他。

回到火车上，我自豪地把蒙古人的钱交给他。他大笑起来。我被骗了！这些是一千卢布的钞票，有人巧妙地在后面添加了零。用一点唾液就能擦掉。

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相互探访。年轻的法国人带着他美丽的中非妻子来看我。他也有一个占卜的故事。他在非洲的一位朋友找巫医治疗腹泻，巫医在沙地上画了一些抽象的男人形象，告诉他十五天内会收到跟他关系亲密的女人怀孕的消息。他拒绝相信，但一个半星期后，他收到了他妹妹的一封信，告诉他她怀孕了。

有什么可说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坚信的故事。“我的妻子认为，在非洲，有些人会变成鳄鱼，”法国人说，“对她来说，河里吃孩子的东西不仅仅是鳄鱼。她怀疑他们是成为鳄鱼的邪恶男人。”

车厢里的人慢慢地减少。在彼尔姆市之后，我的蒙古伙伴的脸颊因喝啤酒和伏特加变得越来越红。他卖完了所有的东西。在接下来的站点，俄罗斯人开始登上火车，向蒙古人出售物品，蒙古人的钱袋子现在鼓鼓囊囊的。一名男子带着装满药品的箱子，两名女孩带来了德国手枪。我的蒙古人以一百五十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其中一把，以保护自己不受“莫斯科匪徒”的骚扰。另一个年轻的俄罗斯人只有一副牌，但随后他组织了一个小赌场。在丹尼洛夫车站，两个漂亮妩媚的俄罗斯女人继续拉皮条，我的五号豪华车厢一下子成了妓院。

整整一夜，火车沿着乌拉尔山脉慢慢爬升。最终，西伯利亚及桦树在视野中消失。黎明时分，视野变得开阔。广阔的平原上满是成熟的谷物，星星点点地坐落着不再是用原木建造的房屋。

餐车越来越多地被年轻的“商人”占据。他们大胆地与弗拉基米尔搭讪，点了啤酒和伏特加，喝上一口，脸色绯红，然后瘫倒在餐桌上。

弗拉基米尔了解生活，对世界如何发展持有特定的看法。对他来说，一切美好、有序、美丽和干净的东西都是“正常的”。交易自由？“正常。”爱女人？“正常。”不再“正常”的是俄罗斯，因为没有秩序。黑手党、歹徒和警察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摆了摆手），“一切都一样”，没有区别，混杂在一起。“黑手党？不正常。民主？不正常。

一些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士兵穿着迷彩服，手持大警棍，登上了火车。他们是民兵，走来走去收蒙古人的钱。在走廊里吸烟罚款一千卢布——或者只是为了避免麻烦而上交的保护费。

渐渐地，喧闹消退。弗拉基米尔和他的一名助手将醉酒的蒙古人拖出餐车，扔到经济舱的走廊里。有一些人仍旧进出五号车厢。

然后一种期待已久的新声音——车轮的咔嗒声变得更紧凑，像是各种声音之间的对话。火车慢慢减速，鸣笛，切换轨道，转弯，然后我们驶入了一个大城市。乘务长敲着醉鬼和睡觉的人的包间门，并用欢快的声音喊道：“莫斯科！莫斯科！”

凌晨三点，站台上下了一场雨。我兴奋极了，终于又踏上了地面。火车晚点六个小时。蒙古同伴与我握手言别，随即消失在人群中。他穿着优雅的深色夹克和蓝色牛仔裤，手里拿着一个“商人”的公文包，我知道里面有一堆卢布和一把手枪。

从莫斯科起，余下的旅程很简单。一天用来穿越白俄罗斯，然后是布列斯特——它曾是苏联帝国的最后一站。车厢再次驶入一个棚屋并被抬起，换上较窄的轮盘。当我们驶入波兰时，最后一名边防警卫用双筒望远镜看了看我们。远处，透过树木，我看到了教堂的轮廓。欧洲！现在车站变得更加整洁，铁路工人的制服更加清洁。

很快我就到家了。我打开包装袋，拿出在途中累积的各种油、粉、信封、魔法牌和其他幸运符。我无法摆脱那些庞大的群体——那些绝望的、迷失方向的、愤怒的和贪婪的人群——以及令人不安的记忆。从越南到中国，从蒙古到俄罗斯，我清醒地记住了我的经历。如果我乘飞机旅行，就不会看到这些人、这些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