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鼠（第3/8页）
主实验室后方是两间动物实验室，加起来长度与实验室一样。第一间在南侧，是老鼠实验室，没有窗户，面积大约二十八平方米，靠三面墙壁都堆着两米高的鼠笼，笼子是亮晶晶的橘色，上有黑色斑点。这一间老鼠实验室跟所有动物实验室没有两样，里面弥漫着湿报纸与粪便的臭味，还有潮湿毛皮特有的霉味与海藻味。每天晚上，同事都会用消毒剂刷地板，但只会让室内原有的臭味更浓烈，浓到仿佛要渗进墙壁里去。紧邻老鼠实验室的是关狗的实验室，面积几乎是老鼠实验室的两倍，但弥漫着一样的臭味，墙壁一样是锈色，铁笼也相同，只不过最上面那排已经顶到天花板。狗笼大约有三十六个，每个都很小，面积大约零点二平方米，所以那些狗无法站起来（基于某个理由，通常都是猎犬），整天都必须侧躺着或者蹲下，前脚张开，好像喝醉了似的，体态十分不雅。此外，十来个较高的笼子，留给猴子使用——我们虽然固定会用到猴子，但使用频率毕竟不高，不需要特别安排一间实验室。我对这些实验室印象最深刻之处是里面毫无声息，但在被抓出笼子或者换笼子时，老鼠会疯狂地尖叫，群狗则是哀鸣。除此之外，它们大都沉静无声，瞪着自己的爪子发呆等待。只有猴子会抱怨聒噪，没事也会整天尖叫。因此实在很讨人厌，不仅臭味浓烈，会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不过它们自然是比较有价值的实验样本。
我大多数时间负责老鼠。帕顿进行的长期实验之一，是让老鼠受到各种病毒感染，借此诱发癌症——但实际的实验范围我并不知道，这也很奇怪，我虽然被委以重任，但他们显然认为我不是很重要，没必要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事。例如，开始时我照顾十二只老鼠，每个编号的笼子里各一只。接着，我把混进某种病毒的生理盐水注射到每只老鼠身上。然后开始必需的等待：每天测量老鼠的体重、身长，观察它们，是不是看起来精神不济？食量与水的摄取量正常吗？身上是不是开始长什么奇怪的瘤？（实验的目的就是要让它们长瘤，但是我未曾碰过。）我把结果记录在笔记本里，帕顿可能会拿去看，但从来没有。无聊的工作让我开始胡思乱想。“十二号白老鼠，”我曾这样写道（那些老鼠都是白的），“脸色惨白。鼻子与脚掌：昨天的是像康乃馨一样的粉色，今天变成玫瑰粉。个性：愚钝。”（它们都是愚钝的吧，毕竟是老鼠。它们每天做的都是老鼠该做的事。）某个时间点过后，大约三个月，这些老鼠会被杀死、解剖，然后再弄另一批新的来做实验。
我还挺喜欢杀老鼠的。令人惊讶的是，杀死老鼠的方式很有限：下药所需时间太长，也太过昂贵；直接淹死实在太惨，手法也太无聊。（总之，不管使用上述哪种方式，都会把我们需要研究的组织破坏掉。）教我怎样下手的，是乌利佛。做法是抓住老鼠的尾巴，把它提起来，像玩弄套索一样拿起来转圈圈，直到它头昏脑涨，头部往两侧歪来歪去。接着把老鼠摆在桌上，用手按住老鼠耳朵后方的头部，另一只手抓住老鼠的尾巴，把它拉起来。轻轻的啪的一声，脖子就断掉了。有时，朱利安·汤波和我会站在老鼠实验室中间那张长桌的两侧，双手同时各抓起四五只老鼠摇晃转圈，一批一批地弄死它们。那是令人满意的差事，让那一天跟其他日子不大一样，虽然毫无章法、进展与意义，却有一点小小的真实成就感。
接着，我会把老鼠拿到主实验室去，摊在桌面上，四脚朝天。取出每只老鼠的脾脏（小小的，看起来美味无比，肉多味美，大小跟西瓜子一样），放在装有一点生理盐水的培养皿上。随手从身边那一叠充满弹性的细铁丝网里，拿出一张，剪成一小片一小片，每片六平方厘米。拿起一片，用火消毒后，用它来摩擦脾脏，把一滴细胞悬液挤到另一个培养皿里面。脾脏当然柔软多汁，像鹅肝一样，必须小心处理，只能对着铁丝网片轻轻摩擦，稍微施力过猛就会把脾脏挤爆，喷得手指上满是黏黏的黑色肉泥。这个动作重复几遍，或是直到脾脏变成汁液状，接着用滴管把肉汁吸起来，挤在显微镜下方查看，把每毫升肉汁的细胞数量记录下来。
就像我之前强调过的，这些实验的重点不只是证明癌症是由病毒引发的（请注意，我在这里的措辞并非“癌症是否由病毒引发”。史密斯似乎深信他的理论牢不可破，这有可能是他自己太过骄傲，又或者他误信某位科学作家——这本身就是个矛盾用语——说他的理论牢不可破，才会铸下大错。他的实验室对于证明他是对是错没有兴趣，费区、布拉柴维尔与其他人只想进一步了解他所有假设的具体内容，不想管假设的对错），也为了确立培养细胞的程序。例如，假如有人能证明X癌症是由Y病毒引发，那么他就必须制造一种能够杀死癌细胞的疫苗。（我的说法虽有过度简化之嫌，但与实际情况也相去不远，当年不仅医界这么想，整个科学界也是：制造炸弹，往讨厌的家伙身上一丢，那讨厌的家伙就永远消失了。）
他们曾要求我重复一个跟肾脏有关的实验，因为肾脏出现畸形的状况比较好辨认——例如，比脾脏容易辨认。我取出老鼠身上的肾脏（肾脏的纤维比脾脏还多），切成一块块，放进试管里。再把那些肾脏碎块用一层层愈来愈细的细网过滤，直到变成黏黏的单一细胞层。然后，用生理盐水与一种叫作胎牛血清的营养物（当然，这是一种有助于生长的营养物）来破坏肾脏细胞组织，最后放进平底的消毒培养瓶，用三十七摄氏度的温度来培养细胞。细胞悬液会附着在瓶子的表面，细胞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扁平的星状群集。等到培养出大量单层细胞后，就可以将病毒注入细胞。几天后，把培养瓶里的所有东西都放进离心机，分离出上层液（也就是非细胞的部分），那就是疫苗了。
总之，这是他们的想法。老实说，这种方法在当时看来合理且合乎逻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有点太合理、太合乎逻辑了，不过，这种理论为真的可能性比当时流行的其他理论还高——尽管不久之后，我就会学到一个道理：看来可能性最高的，未必是最正确或最值得斟酌的。通常都是那些看来很奇怪、不大可能的理论，才会让你一再仔细检视、特别关注，因为你发现那种理论背后的原创性是如此吸引你。
当时我才二十四岁，工作是让狗感染病毒。我把各种病毒注射到狗的肾脏里。当时大家对器官移植非常热衷，没过多久，我真的开始动起了手术，只不过手术对象是狗，而且我可以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地点就在狗的实验室里（有时帕顿会走进来，用阴沉的脸色看着我，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也没有权利开口问我，不说一句话又拖着脚步走出去了）。我把狗的腹腔剖开，将动脉绑起来，接着缝合伤口。几天后，那条狗出现肾衰竭的迹象，开始呻吟哀鸣；它的尿液看来黏稠有毒，多油的尿液一大颗一大颗慢慢漏出来——我再度把狗麻醉，把衰竭的肾脏取出（如今已变成一大块瘀血晶亮的蓝色死肉），然后把已注入病毒的另一条狗的肾脏移植到它身上。我把两条狗的伤口都缝合好。捐肾那条狗的遗体被我焚化掉，接受肾脏的那条狗也很快就死了，但我不确定其死因是肾脏感染了病毒，还是我开刀技术太差。我观察它，把它渐渐死去的过程记录在笔记本里。等到它确实断气，我便取出我想研究的器官，保存起来，留待进一步分析，然后将它的遗体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