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01章 天与神器，斯世永享（第2/4页）

现在李潼任命杨冲担任四品内侍，已经是前朝太监所未有之殊荣，特赏紫袍更是国朝至今惟一一个服紫的太监。

从杨冲对他的贡献而言，当然是值得这一份殊荣，但这无疑也是对旧有制度的破坏。如今的李潼当然不需要刻意扶植宦官势力来对抗外朝，同样也不希望内侍省大权集于一人之手，放杨冲出宫是必然的。除其宫奴之籍，准其养子嗣爵蒙荫，一如外臣待遇。

从杨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待遇无疑也是梦寐以求的。无论身体有没有残疾，谁又没有一个封妻荫子的追求。留在宫中或能更见荣宠，但这一身虚荣随其老迈身死也不过泡影一场，百年之后仍是一个亡种绝户的不肖子孙。

两人简短交流片刻，担任殿中少监的薛崇训便入殿禀告御幄大次已经张设完毕，圣人可以随时转驾其中。接着内卫中郎将田少安入殿告是宿卫并仪仗人员也都已经就位，可以随时拱从圣驾出入宫苑内外。

这当中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那就是如今大明宫参与宿卫的人员构成。

随着天下军府逐渐的崩溃，南衙诸卫多数早已经是形同虚设。特别是上半年的连番动乱，更对两衙诸卫伤害至深，南衙已无宿卫之众，而北衙也都大半离散。

此前的洛阳靖国时期，都畿的城防与宿卫主要便由行台西军担当。为了确保对军队的控制力，李潼也并没有将西军将士们再按照两衙旧有结构进行分配，而是简单的划分为靖国六营。

不过随着朝廷转回长安，这种简单的划分当然不能满足复杂的宿卫与仪仗等诸用。所以在离开洛阳的前夕，诸伴驾拱从队伍又进行了一番改制。

靖国六军直接确立为殿前六营，分别由内卫六中郎将监押宿卫。至于原本南衙的军事结构，则确立为京营指挥司，外军番上以及原十六卫亲勋翊三府将士皆置于京营，由十二卫大将军三番轮流担任京营指挥使。

至于不担任京营指挥使的四卫大将军，则分别是左右千牛卫与左右金吾卫。左右千牛卫仍押左右厢备身、亲事，为武官供奉之班。左右金吾卫则仍领街使、街徒，负责全城警戒、缉捕事宜。

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南衙军事体系完全退出了宿卫职能，唯一保留下来的千牛卫也只担当仪仗之用。外朝特别是政事堂，对军事方面的干涉被极大的压缩。

唐前期，南北衙军事之争一直是京畿军权的斗争焦点。隋唐政权源于一系，彼此之间制度结构上的继承关系可谓深刻，所以在大唐创业最初，南衙便拥有着极大的权力。从高祖李渊开始，便在有意识的加强北门的军事职能。

一直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左右羽林军与千骑的先后创设，使得北门力量激增，两衙之间在职能上的冲突与矛盾变得更加明显且尖锐。

上半年发生的连场事变，更可以说是两衙矛盾爆发的一个集中体现，南衙将士南下潜迎庐陵王，北衙军众更是劫君而走。

就算是没有这一次事变的爆发，大唐本身的宿卫体系也是不够合理的。开元天宝承平年久，边军越发的壮大，而中央宿卫军队则就是长足的退步。

府兵制彻底崩溃，原本应该由南衙统合的军事力量被诸方镇节度使截留于地方，同时北衙因为亲从性质，虽然在宿卫体系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但又被宦官群体所把持。

所以到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地方上藩镇林立，中央则就是政变成风、权宦频出，皇帝在这当中几乎沦为权力斗争的玩物。

这样一个结果，其实在制度上的演变本就有迹可循。政事堂军政统管，权力本就极强。初唐几位皇帝还仅仅只是针对具体的军事编制进行制衡，但是到了开元时期，政事堂职权被更加细分，列五房于政事堂后，其中就有枢机房。

枢机房就是负责掌管皇帝对宰相直接下达的制敕命令，这也是对宰相权力的一种分割与监察。但是到了唐代宗时期，为了能够更加强力的掌控外朝人事，皇帝开始任命枢密使专门负责枢机房的事务，这就是从制度上给太监开辟了一个干政的途径。

从此以后，太监内掌北门，外掌枢机，朝廷军政权力尽在掌握。这等于是几代帝王努力不懈的与宰相斗争，最后全都便宜了宦官。虽然太监名为家奴，但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能安分得了那才见了鬼！

到了五代与北宋时期，枢密院作为一个专门的军事组织结构，地位与职能才开始逐步确立。枢密院也从中晚唐时期的宦官弄权场所，正式成为了朝廷管理内外军务的常设机构，算是在制度上实现了军政分割。

如今李潼以殿前六营总掌宿卫，以京营节制南衙诸卫事宜，算是给初唐以来的南北衙军事纷争初步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这是建立在他个人强大的权力与威望，以及适逢一个破而后立的非常时期。

毕竟无论是殿前六营还是京营，他们的成分无一例外都以原行台西军为主体。李潼个人的威望在西军中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他做出怎样的调整，外朝也很难做出有效的干涉。

但是想要让这个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一种能够长期运行的秩序，仍然需要制度建设上的配合。比如内外诸营如何招募、轮换，诸营将官如何选拔、升降与监察，如果再由政事堂负责，那也只是一番瞎折腾。

所以枢密院的建立也就势在必行，唯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机构，才能巩固住已经从外朝政事堂中分割出的权柄。

其实有关这一点，李潼也已经埋下了一个暗线。政事堂本有编撰《时政记》的传统，以备详政令得失与修史参考。原本这一编撰工作是由政事堂本司负责，不过早在洛阳时，李潼便以中书舍人兼集英馆直学士编修《时政记》，将这一职能分割出来。

同时，西京本有鹰苑、豹坊用以培训武官，未来随着时局稳定，可以将两署并为一处监管，建立起一个系统性的武选制度。

几项职能合并起来，已经具备了一个枢密使的雏形。之后再将西京军器监、内外闲厩及牧监等诸事收入其中，就有了创办枢密院、从而实现军政分离的需求与基础。

唐代节度使的壮大，既有具体人事上的任使昏庸，中央在制度上的缺陷也不容忽视。

皇帝为了绕开政事堂的制衡，直接派遣使员就州县行使各种权力，各种各样的使职关乎军政钱粮，虽然在某一阶段的确保证了皇帝个人权威的树立与执行。

但从长远来看，这就让大量的权力下沉地方，诸使职并于一身，使得这些临时差遣的使职有了畸形发展的空间，逐渐的尾大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