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4/9页)
即便是恩布罗克的直接领导对他的紧急号码也是一无所知。既然是不知道的事,无论怎么下药,怎么折磨,无论使用何种手段,你也不可能泄露什么的,就连无心之过的口误也不可能泄露什么。
现在,假设我要联系恩布罗克同志。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可能家住新加坡,也可能就是我家附近那家商店的售货员。我不用层层下传,然后祈祷他会收到消息。我只给迈克打个电话,他可以马上为我连接恩布罗克,连号码都不必给我。
或者假设我需要同我们的一位同志通话,他正为我们即将在月球每个音像店发行的卡通片作准备。我不知道他是谁,可因为有情况我需要和他谈一谈。
我打电话给迈克。他知道每一件事——很快我就和那位同志联系上了——而他也知道,这是亚当·塞勒涅安排的电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是博克同志”——他不认识我,但首字母“B”告诉他,我是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作如此如此的变动。请转告你们组长,并让他核实一下,行动吧。”
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些设备。有些同志没有电话;有些只能在某些时间才能联系到;有些边远地区还没有电话服务。不管怎样,迈克了解一切——除了少数几个互相之间已有面对面接触的人以外,我们其余的人都不知道任何能危及其他人的信息。
在我们做出“在某些情况下迈克应该与所有同志进行声音上的直接交流”这一决定后,就很有必要给他输入更多的声音模型,把他装扮起来,使之形象更丰满,更符合“亚当·塞勒涅,自由月球临时委员会主席”的角色。
事实上,迈克的确需要更多的声音模型,因为他只有一个语音合成器,而他的大脑能同时与十二个,甚至一百个人对话(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如同一个象棋大师能同时跟五十个人对弈一样,区别只在于,迈克可以同时与更多的人对话,多得多。
随着组织的不断壮大,亚当·塞勒涅的电话愈加频繁,这就会引起瓶颈效应,阻碍交流,而这种联系交流在我们行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给他输入更多的声音模型,我还要替他加装静音模式。在我们同迈克通话时,或许会有哪个蹩脚电脑技师碰巧走进机房。发现主控电脑叽哩咕噜自言自语,再笨的人都会起疑心的。
语音分析合成器是一种老式设备。人的声音是由不同的嗡嗡声和嘶嘶声混合而成,再漂亮的花腔女高音都一样。语音分析器分析这些嗡嗡声和嘶嘶声,建立起各种声音模型,计算机就能读取了。合成器则是一个小盒子,它也能发出嗡嗡声和嘶嘶声这两种声音,并能控制改变这两个元素来匹配那些模型。人也可以用语音合成器,发出的就是一种人工合成声。一个编程得当的计算机可以迅速方便地合成清晰的声音,跟你说话没什么两样。
电话线中的声音其实是电信号,而不是声波。迈克通过电话进行交谈其实根本不必经过语音合成器的音频部分。声波只是电话那头的人才需要。位于政府综合大楼的迈克完全没有发出声音的必要,所以我计划消去这些声音,这样就可以消除被人发现的危险。
我先在家里干起来,大部分时间都是使用三号臂。努力的成果是我做成了一个匣子,里面挤进了二十条声音线路,同时消除了音频部分。完工之后,我打电话给迈克,通知他开始“生病”,而且是一种能让监守长官坐立不安的病。此后我便静待消息。
我们以前也玩过“装病”这套把戏,那是斯迪亚杰大厅动乱之后不久的事。一知道自己没被怀疑,我就回去上班了。那天是礼拜四,就是阿尔瓦雷斯将那次动乱的记录存入斑马文档的那个礼拜。他在文件中列出了约一百个人的名字(那天参加会议的总人数大约三百人),其中包括肖特·姆科朗、怀娥、教授和芬·尼尔森,可是没有我——他的探子显然没有发现我。他在自己的版本里描述了监守长官指派的那九个警卫是如何维护和平,又是如何被人冷血地谋害。文中同时还提到了我方的三位死者。
一个星期以后又增添了一份补充说明:“臭名昭著的新加坡月城颠覆分子怀娥明·诺特于5月13日星期一发表了煽动性演说,并制造了暴动。在这次暴动中,我方九名英勇的警卫不幸以身殉职。目前怀娥明·诺特仍在月城,未被缉拿归案,她也未返回其新加坡区的老巢。目前初步确定,她已葬身于这场她自己发动的大屠杀中。”这个附件承认了先前的文件未曾提及的事:尸体失踪了,确切的死亡人数并不清楚。
同时,这个补充说明还确定了两件事:怀娥不能回家了,也不能再做她的金发女郎。
我没被查出来,于是我又重新开始抛头露面,接待顾客,登录上机,从卡内基图书馆调出文件。其他时间花在让迈克读出斑马文档以及其他特别文档的内容上。当时我还没有自己的电话,所以我只能在鸿运大饭店的房打。那个星期,迈克老烦我。他就像个急性子小孩(他本来就是),急切地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去取笑话。如果我不能过去,他准备打电话告诉我。
这让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在迈克看来,分析笑话和解放月球同样重要——而且你不能对一个孩子食言。此外,有个担心一直困扰着我:如果去政府综合大楼,他们会把我抓起来吗?我们知道教授没能脱开干系,所以只能睡在鸿运大饭店里。那帮人知道他当时在会场,却从来没有搜捕他。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已经开始搜捕怀娥,我更着急了。我脱得了干系吗?说不定他们正等着把我悄没声息地抓起来吧?我得弄清楚才行。
所以我打电话给迈克,叫他装肚子痛。他照做了,我被叫了进去——没遇到任何麻烦。除了在车站口出示护照,又在政府综合大楼的新警卫面前出示了一回外,一切如常。我和迈克聊了会儿天,挑了一千个笑话(我跟迈克达成协议,我每隔三四天向他解释一百个笑话,不能再快了),叫他消除病状,恢复正常。然后我便打道回府了。出楼前顺便去了总工程师那里,给他送去一张账单,上面包括工时费、差旅费、工具费、材料费、特殊服务费——能列的我都列了。
那之后,我每个月去看迈克一次。我没有危险。我去迈克那里都是他们叫我去的,让我修理那些他们自己的员工解决不了的故障,而我总能“修理”好,有时很快,有时要用一整天,还得经过许多次测试。每次我都非常小心,特意在机器盖板上留下工作过的印迹,还将测试前后的情况打印成文件,写明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怎么分析的,又是怎么解决的。每次我一来,迈克就能运行顺畅。于是,我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