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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后视镜，陈春凤看见老人从破公文包中掏出一个脏兮兮的小笔记本，用手指蘸了嘴上的唾沫，一页页翻看查找着什么，然后向陈春凤吩咐进省城后的线路。原来那是耿民的“联络图”，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不少人的住址、电话号码。只听耿民连续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不再说话，兀自呼呼噜噜在后座上大睡起来。

进入省城收费站，耿民醒了，指挥着陈春凤向绕城高速路上开，转眼来到一座大的蔬菜批发市场，里边叫卖声和讨价声喧嚣鼎沸。耿民让车停在菜市场边，随手换了些零钱，掖在口袋里，喊了陈春凤存了车跟他走。

走下过街天桥，来到一幢大楼的背后，这里和光怪陆离的大街简直是两个世界：一片低矮的破砖房在大楼的阴影之中显得十分昏暗，污水顺着墙壁上灰绿色的青苔往下淌，在地下形成大小不等的水洼；一群满脸污垢、穿着不同鞋袜的孩子追着一只癞皮狗打，那只狗惊恐万状地蹿进了一片简易的棚户房，发出负痛的呜咽声。只见用废铁皮、油毛毡搭建的窝棚里，堆满了废旧报纸、塑料桶、酒瓶和易拉罐。几个脏孩子见耿民过来，都扔了手中的棍子，喊着爷爷扑过来，耿民一人给了十元钱，扯着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的手，走进了低矮的房子中间。

陈春凤注意到：因为大楼遮住了这一带的阳光，房间里白天还亮着灯，几个人正在把捡来的破烂分装，见耿民进来，都围拢来，一边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忙着把耿民让在房子中间的一个露出败絮的沙发上。陈春凤这时才看清楚，这是一间四角漏光的破库房，房内摆着城里人丢弃的破旧家具，一张破席梦思床垫下边是用砖头砌成的床腿，紧靠墙的是张三条腿的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台黑白破电视机。

“我这个当村长的对不起你们大家，叫你们在这儿遭罪了。”耿民用内疚的语气说，一边给屋子里的人发烟。

坐在对面的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人接道：“民叔你不要这样说，这捡破烂还行，总比在家里咽矿渣喝汞水强。”

耿民听广若有所思地问：“红霞她妈呢，我怎么没看见？”

旁边一个扯着孩子的妇女说：“今天一大早又去省高院了，孩子一死，她的精神病又犯了，看见过路一个孩子像她红霞的，就追了出去，俺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劝回来，这不，又疯疯癫癫拿上状子到市里去了。”

陈春凤早就听说，红霞是大猇峪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几年前因为和矿上的矛盾自杀身亡。

“这官司现时有希望了，”耿民见屋内又进来几个人，便压低了声音说，“高院的刘法官正在受理，这人是个好人，对鑫发几家金矿侵占咱可耕地的事儿非常同情，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占了地就必须赔偿，到头来还得政府想办法解决，不能让咱拿着土地证的农民没有地种。我已经找了一个笔头子很厉害的记者写份内参捅上去，让上面头头重视了批给下边办。”

“谁都不惹人哩。”黑瘦的中年人接道，“开始区政府、乡政府都说要解决，可架不住几家矿主本田雅阁一送，他们的嘴也让人堵上了。这几年市里批示还少吗？不说不办，就给你拖，把你小的拖大，大的拖老，老的拖死，最后不了了之。为啥要拖，还不是怕得罪老大，丢了乌纱。”

“除草挖根，扳倒树才能逮老鸹。”耿民从口袋里掏出花镜戴上，从包里取出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一字排列，摆在地上，指着《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检察日报》、《人民法院报》几家报纸让大家看。只见上面都用黑笔标出了方框，有的地方还用红笔画了粗粗的横杠子。

“我说这次希望比哪一次都大，现如今中央号令全国打黑除恶，只要挖出了黑根子，咱们的官司就赢了。今儿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听说中央政法委已经派了五路督办大员到各省督战。”耿民很是神秘，停顿下来看了一遍周围人的脸。

“你们知道这督办是什么意思，这是钦差大臣，是八府巡按，到省里来就要找打黑办公室，我估摸这是个大好时机，找你们来把材料再核实一下，盖上手印，我要直闯他们的驻地拦轿喊冤，代咱金岛百姓做一回宋世杰。”耿民说着从包内拿出了印盒和告状材料。

周闱的十几个人全都兴奋地围拢过来，一个个用黑而粗糙的手写上歪歪扭扭的名字，摁上了血红的指印。

刚才那个中年汉子这时随手从桌子底下拎出一袋子红薯递给了耿民，耿民想了想，让陈春凤帮他拎到车上去，随手从文件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放在了破桌子上说：“水浅鱼相聚，大伙儿坚持一下，咱们的地会争取回来的，官司也会打赢的。快过年啦，我带的钱也不多，算给孩子们个零花钱，吃个麦当劳肯德基，买身新衣裳，算是俺们全家和村里乡亲的一点心意。”说完，夹起文件包，像干部似的和人们一一握手，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