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七章 革新（第3/5页）

历经过这些事情的蹇义很明白，扩大化的结果就是攀咬，继而人人自危，君不见洪武四大案，哪一案不是杀的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但朱棣不在乎这些。

在朱棣看来，这些建文朝遗留下来的官员，隔一个宰一个，剩下的肯定也有不少说过他坏话，视他为弑君篡位的逆贼的。

而且姜星火如果打算继续借着京察的尾巴来革新吏治，那么对于朱棣来说也是好事，杀一杀这些洪武－建文旧臣，再换上来一些自己人，又不用自己出面，何乐而不为呢？

“那国师以为，经过这番京察，发现庙堂上的风气积弊是什么呢？”

“人有痼疾，医生要望闻问切找出病因，才能以砭石医之，转赢弱为健硕，庙堂有疾病，自然也是这个道理，姜某看来，吏治不行的风气，主要在于八弊。”

“其一，执法不公。”

“自通变之说兴，而转移之计得，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欲有所避，则匿情于法之内，而反借法以求解。爱之者，罪虽大，而强为之一辞；恶之者，罪虽微而深探其意。讵为张汤轻重其心，实有州犁高下之手。”

“其二，贪赃枉法。”

“名节者，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坏者也。自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丧。名之所在，则阳用其名而阴违其实，甚则名与实兼违；利之所在，则阴用其实而阳违其名，甚则实与名兼用之。进身者以贿为礼，鬻官者以货准才。”

“其三，繁文缛节……其四，嫁祸争妒……其五，推诿误事……其六，党伐掣肘……其七，因循塞责……其八，浮言议论。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应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已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非，而听者不胜其眩。”

这八点，可谓是办公室政治的精华所在，所谓半部《首相》治天下，用的也是这些招数。

第一阶段，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我们不该采取行动。

第三阶段，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当初我们能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姚广孝补充道：“人之受病有形，则可循方而理，若本就是个病入膏肓之人，却偏偏起居如常，那才叫积之甚久、受之甚深，这才是为什么吏治是变法深入后的头等大事的原因，经济造血容易，可吏治肃清风气却难……不过医者有抉肠涤胃之方，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术，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

朱棣点点头，姜星火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吏治风气这种事情，说严重也不严重，拖着也死不了，但你要说不严重，那也不对，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风气以后，整个朝廷都对此麻木而毫无知觉，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好在，现在一切都有可为。

“国师的‘剔蠢厘奸之术’，不妨说说吧。”

指出问题谁都会，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朱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指出问题的人。

姜星火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在他前世的嘉隆万大改革时期，怎么解决明朝吏治问题，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就给出了一套成熟的、系统的方案，都是对症下药的好东西，只需要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来就用。

“革新吏治，头等大事就是多执行而少非议。”

“天下大事，谋可在于众，而断在于独。汉臣申公曾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便是这个道理。”

“吏治的问题就在于议论的太多而执行的太少，便如考成法、京察，即便陛下力主，依旧意见横出、谗言纷飞，难寻其源头，也让听者不胜其眩，议论纷纷，如何成功？”

“欲成一事，审慎对待务求停当后果断行之即可，何必让众人扰攘？如昔年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动摇。”

“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则信而任之即可。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

朱棣哈哈大笑，哪还不知道姜星火肯定是主持京察这段日子也不胜其扰，那雪片般的弹劾就飞到桌前，任谁不头大呢？

但让群臣少哔哔这种事情，便是朱棣，也很难下得了决断。

不让文臣说话，自宋朝以来，就不太行了。

文臣士大夫们，那都是哪怕火化了都能剩下一个嘴还在硬着的，你不让人家说话，缝上？

完全不让人说话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不听这些议论，朱棣能做到。

实际上管仲就曾经说过“蜚蓬之问，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而不管是“不听”还是“不许”，都是明主运用自己权力的体现，也是集权的措施。

而文臣士大夫们在庙堂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也恰恰就是舆论，在所有流传在庙堂的风言风语后面，往往都有着各种复杂的利益牵扯，所谓门户之见便是如此了，这也是延续了多少年的问题，想要根治并无办法，只能尽量免受其影响，也就是少扯没用的，扯了我也不听。

“医治吏治八弊，除了多执行而少非议，其次便是整顿纲纪，严肃律令。”

“何谓纲纪？”

“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有了这张大网，才能笼罩整个天下官吏，让官吏们都服从朝廷的法令，诗经有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纲纪就是国家的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否则整个国家都有倾颓之危险。”

姜星火严肃道：“主持京察这些日子，最大的感触便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从上到下，对事情都少了较真，全是得过且过、务为姑息，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这样一来，固然有了所谓的‘人情世故’，可对于纲纪来说，却是极大破坏。”

“自宋以来，刑不上士大夫，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之人，而士大夫虽坏法干纪，而无人可莫之奈何。然而人情可顺却不可徇，法度宜严而不宜猛，想要革新吏治，就要‘少议论、多做事；少人情、多纲纪’，法度必须大于人情，希望陛下能够张法纪以肃群工，刑赏予夺一概按国朝新修之法律，而不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不使纷更于浮议。”

“换言之，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朱棣听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