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2/6页）

这一新的转变或许会给一些读者带来困扰，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城市的领导功能进行稍微详细的描述。城市向农村提供了科学的革命精神；城市的领导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不是全体市民的领导；只有拥有强烈阶级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科学的远见、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工人才能领导农民，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保守；工业会引导农业朝着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为现代化、集体化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但城乡之间的新关系并不包括“发展农村手工业和使农村城市化”以及“在城市中修建花园和让城市田园化”这种“诱人但无用”的目标。[126]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工业建设成为党的城市工作的核心任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城市工作的重心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也兼顾公有企业生产、私营企业生产以及手工业生产。城市工作所有其他任务，例如政治权利的建设、党的组织工作、工会组织、群众组织、治安、文化、教育以及宣传，都要围绕工业生产这个核心任务进行。最后，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尽最大努力学习工业生产、商业以及银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127]

由于确立了新的城市工作方向以及本身的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苏联经验作为指导，尽管他们承认，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革命策略上，中苏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这一时期，共产党借鉴的苏联经验包括：进行科学管理和规划、工业管理中采用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工人保险制度、劳动竞赛运动、工会工作以及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投资战略。

1948年底，根据新的城市政策，东北一个老解放区的负责人提出了1949年的具体工作任务。首先，工业建设要求制定一个整体经济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立刻恢复重工业生产，特别是钢铁、机械制造和电力行业。它还要求发展相关的铁路运输、农业生产、金融和贸易。为了制定和实施这一计划，要求所有党员加深对行政协调、部分服从整体、落后服从先进等概念的理解。

其次，共产党研究了苏联过去30年的经验，大力宣传经济建设计划，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新的经济任务，对错误思想和疑虑进行批评。党员们必须记住，工人运动、青年工作、群众组织等工作都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第三，党必须给予工人更多的关注，确保他们拿到较为合理的工资，并尽量减少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但工人运动绝不能干扰经济建设和生产计划的实施。大批干部被派遣到工人中间，进行工会和党的组织工作，协助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代表委员会，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民主化水平。

最后，该负责人要求，在农村，地方党机构必须成立供销合作社。他指出，在城市引导农村的总体框架下，这些合作社是连接城市国有经济和农村小生产者的最理想的经济结构。它们的功能是，向农村地区提供布、盐、油、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同时购买农民的农产品。[128]

然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缺乏有城市工作经验、能够有效实施党的城市政策的干部。1948年夏天，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决议对一些干部“无纪律”和“不理性”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合格的干部。官方声明谴责了干部的农村游击队思维和他们在城市里照搬农村的工作作风的做法。根据前文的描述，在东北，无论在领导还是思想层面，共产党都成功地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而且就其效果而言，也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另一位作家评论道：

现在我们正从农村转向城市，最大困难是一些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人身上存在的落后、保守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满脑袋是农民意识，不能懂得城市能在革命事业中担负的伟大领导作用……这些人大多数还习惯于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凭他们狭隘的游击经验，他们不能系统地掌握城市工作方法。[129]

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反差，进入城市后，一些干部开始腐化。但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干部们缺少现代化城市，特别是工业部门的管理知识。干部和党员不具备系统规划和工作的能力。他们不理解城市是一个集中和统一的整体。他们的工作方式仍然和农村一样，分散、不协调、零散。

在这些不足得到弥补之前，许多工厂的生产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例如，由于暂时缺乏棉纱，沈阳北关区一名干部下令关闭一家纺织厂。工厂被用来制作豆腐和停放人力车。在战争时期的农村，这种随机应变的处置方式或许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城市产业的长远发展，这种做法却是不利的。

另一个例子是张进新（音），张同志负责管理沈阳市一家年产量数千吨的铸铜厂。张对于技术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停止了对冶炼炉的日常检查和维修，声称它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结果，两台主要的冶炼炉发生了故障，导致了全厂停工。张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向工业部门上交了一份简单的报告。[130]

在共产党占领西安后，由于担心手工业工人失业，负责工业工作的干部有意不让某些机械工厂恢复生产和运营。在一些地方，干部不允许妇女进入工厂工作，而是将大量棉花分发给她们，让她们在家里使用手工操作的纱锭工作。结果，许多纺织厂由于缺乏棉花无法满负荷生产。在东北，工会领导甚至发布了关于如何收费的专门指令。因为许多来自农村的干部似乎并不了解收费的重要性，他们甚至不会开发票和记账。[131]

哈尔滨、吉林以及安东的干部同样受到了批评，他们没有系统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无论是组织工作，还是教育工作，他们都停留在街道的水平上。[132]最初，解放区城市的行政结构分为三层：市、区、街道。1949年6月22日，天津市对这种城市管理方法提出批评，并正式废除了这一系统。新华社的社论也指出，这种行政结构是试图将农村的县、区、村三级政治结构照搬到城市中来。在农村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分布是分散的，不像城市那样集中。因此，区和街道政府无法有效地管理城市的工厂、银行、学校和其他机构。这种政治权力的分散造成了许多城市的“无政府状态”，致使市政府无法有效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因此，社论认为，城市政府应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具体政策应由市政府各个部门直接实施。[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