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湖堤上的“辩证法”（第2/4页）
舒淑文头发凌乱，面容枯槁，穿件阴丹蓝的粗布衣服，又肥又大，在那上面可以看到烟熏火燎的痕迹，残羹剩饭的污渍，孩子遗留的泪痕，家庭生活的凌乱，独守空房的幽怨，以及一个街道妇女无法遮掩的粗俗、邋遢。哪里还有当年学拉小提琴的舒家二小姐的优雅、闲适、洋派和青春？哪里还有梨花的热烈、洁白、脱俗和高贵？如果赵广陵心中的梨花永远都在开放，他只能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艳凋零了。舒淑文啜泣着说：“赵哥你不要怪我啊！我去炼钢铁，几天不让回家。我只能让豆芽管几个弟弟妹妹。豆芽不省事，看见妹妹发高烧说胡话，就在抽屉里乱翻药给他妹妹吃。我回到家，豆秧已经……医生说……说吃错药了……”
“不要怪豆芽，怪我。”这是赵广陵唯一能给妻子的担当。舒淑文说她一周都没有让豆秧下葬，天天晚上抱着豆秧睡，小小的尸体都发臭了，可她一点都不察觉，还想用自己的体温把豆秧捂热。我从小就香香的豆秧啊……以至于邻居们找来了居委会的大妈大嫂们。舒淑文说，我让她们把我一起埋了，可她们愣是把我从坑里拖出来了。这些挨刀的啊，我怎么有脸来见你啊……
“不怪你，怪我……我有罪。”这也是他能给妻子的唯一宽慰了。
作为人民的敌人，负罪感并不因为你虽然被定了罪但又问心无愧而减轻半分。你不幸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张开双臂想加入，却被拒绝，你想表达自己的爱，却兜头一场凄风苦雨。加固湖堤的右派们都曾经是人民的一分子，大部分还是人民中的精英，但现在连黄口小儿都会唱：“右派右派，肚里使坏，戴副眼镜，本是妖怪；人民说好，他要说坏；破坏生产，是个祸害。”——这是唐诗宋词的国度的孩子们该唱的歌谣吗？每当听到这些刺耳的童谣，赵广陵就想。不过，当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大批国内知名民主人士、方家鸿儒纷纷落网、自我批判时，当他读到费孝通的《向人民服罪》、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查》时，赵广陵虽然还没有资格当右派，也被这个“人民”震慑了，就像在战场上被对方的超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一样。人民就是那滇池的水，浩浩荡荡，人民就是这天上的雨，铺天盖地。
在湖堤上劳动改造的右派们本来每天有八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政治学习、揭发批判，自我检讨，差不多要占去三四个小时。有天傍晚赵广陵正准备去大工棚里参加学习，忽然有人来通知他说，跟他走，有领导要提审他。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来了，他们又知道了些什么？他忐忑不安地被人带到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工棚里，迎面看见一张威严的脸，但他心中却泛起一阵莫名的暖意，有点像受到冤屈的孩子见到父母的感觉。
省公安厅周副厅长端坐在一张木桌后面，语气不温不火地问：
“我来看看抗洪的情况。你，改造得还好吧？”
“我很好。谢谢周副厅长关心。”赵广陵判刑前曾经还抱有希望他会不会保自己一把，但整个审查期间，周荣没有来看过他一次。后来赵广陵也想通了，在革命原则面前，人家不会拿私情去冒险。
“能吃饱饭吗？”
“每顿两个土豆，周副厅长。”
“劳动呢，还能对付？”
“没问题，三四十公斤重的大包还扛得动。”
“好好表现吧，争取减刑。”
“是，周副厅长。”赵广陵心里希望陡升，忽然就想起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周副厅长，我有个情况，想请你向抢险指挥部反映一下。”
“说。”
于是赵广陵就把水利局的王副总工程师的担忧说了，还说根据他私下的观察，发现前两天垒起的沙袋在下沉，有的甚至发生了位移。
周副厅长眉头皱了起来，因为来抗洪的大都是犯人，他也是抗洪抢险指挥部的副指挥长。他说：“我马上召集他们开会，你也来参加。”周副厅长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包油纸包着的东西，小声说：“给，火腿。藏好点。”
周荣毕竟还是关心自己的。赵广陵感慨莫名。两人的眼中都有温热的东西，但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副厅长重回了威严，历史反革命收敛起了感动。
这个紧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因为作为水利方面的右派专家王传心副总工就是不说话。周副厅长和抢险指挥部的几个领导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请他拿出解决方案。可除了领导们的讲话，工棚顶一直喧嚣不已的雨声，会议上无人多说一句话。
“已经晚了，你们把我送回监牢里吧。”再一次的催促加威逼之后，王传心终于说。
“你想得倒美。”抗洪抢险指挥部的吴指挥长冷冷地说，“你要是再不出个主意，明天我们都把工棚搬到湖堤上去，堤坝垮了大家一起去喂鱼。我死了你也活不成。”
周副厅长说：“王工，你是搞这个专业的，难道你不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救民于水火吗？”
“一开初就不该这样干。”王传心总算像个水利工程师那样说话了，“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曾到荷兰看过他们在海滩上筑堤造田，坝基是很重要的，百年大计啊。他们的坝基是……”
“别扯资产阶级那一套，就说我们的湖堤怎么加固？”一个领导喝道。
“草海的淤泥，至少有十米以上厚，抛石填压法不起作用，光靠打桩也立不牢。现在唯一的法子，只有找些船来，装满碎石沉下去当坝基。”
“胡扯！”吴指挥长拍了桌子，“湖堤有三公里多长，你要我找多少船来沉下去？”
“我知道是胡扯。”王传心扬起头来，知识分子的倔强劲头不合时宜地暴露出来了，“这个事情本来该在旱季里做的，我从回来报效国家时就呼吁过，但你们要么不听，要么忙别的去了。现在我们就只有指望老天爷的仁慈了。”
“你这是右派言论！”有人喝道。这顶帽子一抛出去，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就变了，王传心刚才还被大家当作救星，转瞬再次成了人民的敌人。有人说“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把渔民的船沉下去当坝基，这分明是破坏生产嘛”。更有人说：“那就把这个死硬右派沉下去做坝基吧。”
王传心苦笑着摇了摇了头，不再说话。在会议一角的赵广陵叫苦不迭，我这是害了人家了。
第二天上午，全体右派和湖堤上的犯人，以及临时增援来的数百名干部群众被高音喇叭召集起来紧急开会，批斗“极右派”分子王传心。赵广陵记得之前王传心只是一个“中右”。一夜之间，他的右派帽子大了一圈。尽管有预报说今明两天还有大雨，洪峰将会抵达。但吴指挥长认为打退极右分子对党的进攻，对抗洪抢险的污蔑和破坏，比抵御洪峰更为重要。赵广陵感到自己再次陷入一个荒谬的时代。尽管身边群情激奋、阵阵口号压过了滇池的波浪，赵广陵也跟着振臂呼喊，但他只有一个感受：都疯了。都是一群在荒诞舞台上胡乱舞蹈的僵尸。那时他还不知道，他这个可怕的预感马上就要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