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告密者（第3/5页）

赵广陵放下锯子，走过去和刘麒麟蹲在一起，拍了拍他的肩说：“刘先生，六年也很快就过去了。家里没什么要紧的事吧？”坐牢的人，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家里那本经，才最难念。这对哪个都一样。赵广陵前些天还听人说，刘先生的妻子要和他离婚。

“只要给我一摞稿子一支笔，让我有张安静的桌子计算，我可以为国家做好多事情。”刘麒麟抓起地上的木屑，几乎都要捏出油了。

赵广陵那时还不知道我们国家也在研制原子弹。但他想，既然国民政府在那个年代都那么器重刘麒麟这样的人，要发展国家的原子武器，现在我们怎么就不能用用人家的才华呢。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他和一个战友去昆明的战俘营看从滇西前线押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那时战俘营的日本人还不相信自己战败了，他们把遍及昆明城内外的鞭炮声当成日军反攻围城的枪炮了，一些日军战俘甚至扯出横幅在营地狂奔乱跑。战俘营的宪兵费了好大劲才将他们制服。赵广陵听见一个宪兵对日本战俘说：“你们小日本完蛋了。美国人用一个火柴盒一样大的新式炸弹，‘轰’地一下，就把你们的天皇炸得尿裤子了。”这是那个年代他们对原子弹的理解。现在赵广陵也希望刘麒麟这样的科学家尽快为国家造出原子弹来。刘麒麟说过，我们国家要是有了原子弹，谁也不敢侵略我们了。

“刘先生，你放心。”赵广陵虽然是木器车间的派工员兼技术员，大小也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牢头儿”，但他对他们从来是尊敬加谦卑的。“那个狗杂种要是敢当告密者，我会先杀了他。”他想了想，又说，“先生，纸和笔，我在领材料时尽量多领一点，就说是画图纸用的。然后你拿去用吧。”

“你不也是在废图纸的背面写诗吗？”

“唉，现在这年月，诗有何用。你们要搞的东西，才对国家有用。我记得大约在1946年，我就在《云南日报》上看到华罗庚教授的文章，说我们中国和平以后，再搞五到十年基础教育，就可以来研究原子弹了。刘先生，你的研究跟原子弹有关，对吗？”

刘麒麟笑而不答，赵广陵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座监狱里没有比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历史反革命、特嫌更爱国的了。在这些同改中，很多人都是给他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的国宝。

赵广陵暗中加紧了对陆杰尧的控制。那时监狱实行层层管理制度，首先是犯人管犯人，然后才是狱警管犯人。犯人三人一小组，十二人一大组，一人不服管教，或出点什么差错，比如逃跑、打架什么的，其余人都有责任。知情不报也是罪，犯人之间互相揭发、告密成风。而案情一旦坐实，告密者便有功，谁不想立功减刑呢？你在号子里说句梦话都可能有人去告密，刘麒麟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的。赵广陵因为技术好，表现又好，管教干警对他还比较信任。他以传授技术为理由，请示分管他们的王指导员把陆杰尧、刘麒麟跟自己调到一个小组。然后在车间里略施小计，让陆杰尧负责加工的一批木方与木榫装配不上。“榫头不合，这批木方就浪费了。陆杰尧，你晓得问题的严重性吗？这是破坏国家财产罪。”陆杰尧小脸一下就白了，赵广陵趁势再加一把火，“王指导员知道了，至少这季度你立不了功了。”

陆杰尧嘴唇哆嗦起来，“赵工，赵师傅，你你你……你，你可得救救我啊！”

“我如果不汇报上去，你倒是过关了。万一哪天上面追究下来，我攒的立功也没有了。”

监狱方有一套严格的立功规定，犯人必须连续三个月不犯一点错，规规矩矩地服从管教，才可记小功一次，连续三个小功，才能算一个大功，连续三个大功，则可由狱方提请减刑。这里面厉害的是“连续”一规定，倘若中间有一个小功或者大功拿不到，则前面的功劳也好苦劳也罢都泡汤。当然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检举揭发，当告密者。对于历史问题复杂的犯人来说，这是他们赢得重大立功的表现机会。许多人因为告发别人，一夜之间，就成了自由人。

陆杰尧已经靠自己的努力表现挣得两次大功了，他岂能毁在一批作废的木方下？他给赵广陵跪下了，“赵师傅，天知地知，我们都把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好不好，赵工？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你救过我一次命了，你还会再救我的。”

赵广陵冷冷地说：“陆杰尧，你不是还要查在闻一多先生遇害那段时间我在干啥吗？”

“杀害闻一多先生的凶手早就归案了。你在哪里都跟那事没有关系。”

“陆杰尧，你还得给我保证一件事，答应了我，我才不去汇报。”

“赵学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赵广陵从师傅又升为学长了。

“你给我听好了，我们号子里所有人平常聊天、讨论学术问题时讲的那些话，你不准拿出去乱说乱讲。要是有一个人因之而加了刑，你就不是也加刑的问题了，老子会灭了你。”

“是是是，学长不说我也知道。他们都是对国家有大用的人。我明白的。”

赵广陵舒了一口气。他最讨厌告密者，他沦落到今天，不就是因为陆杰尧的告发吗？告密者，仁人君子所不齿也。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只是对商纣王的暴政叹了口气，于是就被中国历史上告密者的鼻祖崇侯虎告发了。中国人历来痛恨告密者，但中国历史上又代代不乏告密者，从王公贵胄到引车卖浆者流，吏治越黑暗，告密越盛行。告密者不一定都是一副小人流氓嘴脸，他有可能是道貌岸然的政客，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艳若桃花的美人，垂髫之年的黄口小儿。这些年赵广陵还从各种渠道得知，儿子揭发老子，妻子密告丈夫，兄弟姊妹之间互相告讦。世风如此，你又怎能指望这些高墙之下渴望自由的人？生活常给人开如此冷酷的玩笑，一个避之不及的人，却要与他朝夕相处，还成为同改；他告密成癖，巴结成瘾，你却还要在他危难之时援之以手。他是小人，是人渣，但你却同他一样成为同笼之鸟，巴比伦之囚。如果说尊严和骄傲是人能够独享的，卑微和软弱却是身陷囹圄的人共有的顽疾。

1961年的除夕夜，监狱方组织犯人们开了个迎春晚会，将几个大队的犯人都集中到操场上。平常各个大队的犯人是不能轻易见面的，政治犯、刑事犯、重刑犯、死刑犯都是分开监禁。各大队的犯人们分别上台表演节目，无外乎合唱几首革命歌曲，打个快板，说段评书，拉个二胡之类。不过对许多犯人来说，真正好看的节目，或者说真正能解馋的东西，不是台上的表演，也不是晚会结束后的会餐——有大肉吃，而是他们可以看到女犯人。尽管这些女囚犯都面带菜色、身穿打着号码的带着劳动汗渍的灰扑扑的衣服，头发一律剪成齐脖短发。但她们毕竟是女人，无论老丑，她们都是高墙里的花朵，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男人们被囚禁的荷尔蒙能够得到安抚、宽慰的舒缓剂。许多犯人头朝着舞台方向，眼睛却睃向右边的女囚犯方阵，慢慢地就成为“向右看齐”了。以至于在一边带队的管教干部要不断吆喝：“看哪里呢？向前看、向前看！”赵广陵看到这些女囚犯时，眼眶也发热，内心也骚动。但他更多的是想到妻子舒淑文，过年了，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家里，有年味吗？孩子们能吃到肉吗？在这个团圆之夜，思亲之夜，也许大多数囚犯都和他一样，在台上扯开嗓子唱歌、表演，但内心却有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一唱一回肠，再唱已断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