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最后一次交代(第2/3页)
三个月后我才放出来,那时已是1944年的春天了。这还要感谢那个美国佬科尔少校,他亲自向戴笠担保我是个好军人。美国人不讲那么多政治啊、主义啊啥的,他们做事非常职业化、专业化。人家毕竟是国家的军队嘛,不是哪个党派的。和我同组受训的人已各奔东西,还有人飞印度雷多加入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而我成了落单的孤雁,一个有污点的人。军统已经不信任我了。但科尔少校很欣赏我的为人,他去戴笠面前说情,让我留在中美合作所,当他的助手。他还说等打败了日本人,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帮我去美国深造,随我学什么。那时军统和美国人还有个协议,优秀学员可送到美国深造一年。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培训,回来后可充任高级警官。我说我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不愿待在大后方。科尔少校有些失望,但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老子要想留重庆的话,军校毕业时就进军政部了。
也是天遂人愿。有一天,我在“中美合作所”的一个同僚说,有个上校军官走私了一车“云土”(云南鸦片)到重庆,被稽查处的人查到了。这家伙想要通关,就包了一个溜冰场,广请陪都的各路神仙,当然军统的人是必请的。那时的溜冰其实是溜旱冰,但在陪都也是个时髦的玩意儿,大约是那些逃难的下江人从上海一带传过来的吧。能去溜冰场的男士都是哔叽呢西裤,西装扔一边,白衬衣系领带,袖子还挽得高高的,一手扶女士小姐们的腰,一手拉住她们的手。留声机放着华尔兹,真的是“歌尽桃花扇底风”啊。那天在溜冰场上,我看到一个黑黑壮壮的中年汉子,穿上溜冰鞋就倒,爬起来又倒,四周全是哄笑。我为他汗颜,我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个为今晚掏腰包的土鳖,还是我的云南老乡。于是我去扶起他,教给他溜旱冰的要领,半个小时后,他就可以带着一个穿旗袍的女士满场飞了。休息时我们就攀了老乡,他来重庆倒卖“云土”,是因为前线的部队一周只能吃到一次肉——多说一句,我在劳改时还一周吃一次肉呢。一个军人,如果左手做生意,右手打仗,你说这仗怎能不打得艰难?可是那些营养不良的兄弟们是要上战场拼命的人啊。这个上校团长说。于是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第8军作为远征军的战略总预备队,已经开到滇西大理去了。我连忙请求他带我去他的部队。老乡嘛,他们就是那种在异乡愿意伸出一只手来的人。再多说一句,这位团长姓刘,后来战死在松山了。
命中注定我要参加远征军打回我的家乡。从重庆回云南的路上,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几年前我被特赦回昆明时那种还乡的感觉。这真是世界上无法言说的情感。一个浪子要回家了,不是背着行囊走进家门,而是带着部队赶走霸占我家乡的侵略者。还有比这更荣耀的事情吗?
我赶到第8军报到时,部队已经在保山集结。我被分到103师,熊师长看我是“中美合作所”出来的,又是军统的人,当时就不是很高兴。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对特务系统的人还是又恨又怕的。我马上表明态度,说愿意到第一线部队,我要跟随师长打回我的老家。也许人家熊师长也不愿意身边有个军统特务随时打小报告,就直接把我派到连队当上尉连长。
谁喜欢特务那身皮啊。回到前线我就把名字又改回来,仍然叫赵岑。尽管我知道“龙忠义”的名字还挂在军统的档案里,但我想“龙忠义”已经“死”在了渣滓洞,现在赵岑又是光明正大的抗日军人了。而我们的同学廖志弘又在滇缅战役中顶着赵岑的名战死了,我想,这是苍天给我的最好“伪装”。
老学长,我比你运气好多了吧?总算回到战场跟日本鬼子大干了一场。此生足矣。是“中美合作所”成就了我这个愿望,但又是它让我在这个染缸里走了一遭,让我的人生又多了个污点。可是我怎么知道它后来会被作家的小说写成那个样子呢?60年代时全国人民都在读《红岩》,这部书我读了不下五遍,第一次在昆明坐牢时,监狱里组织我们搞演出,我还把其中一段改成快板书哩。不过,我觉得这本书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杀地下党的事跟“中美合作所”这个单位没有关系,因为它在抗战胜利后就撤销了,美国人走了后白公馆才成为关犯人的地方。科尔少校四六年回国时给我写过一封信,还问我要不要去美国。而《红岩》书里写到的那些逮捕、审讯、关押、大屠杀,都是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对吧?
但那时我不敢站出来说话啊。这个不敢说,好多真实的历史也不敢说了。我没有资格说,有资格说的人也不说。我们的历史,就没有常识可讲了。人都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要我说啊,历史是个旧情人,有反目成怨,情断义绝;有美好如初,相思绵绵,也有藕断丝连,情债难偿。你要不想惹麻烦,你就忘掉你的“旧情人”。可我们这些过来人,哪个和她撇得清干系?过去和她山盟海誓,现在与她锦书难托。古人讲以史为鉴,我们报纸上却常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我一直没有读懂这句话。其实你背叛不了历史,历史也不会背叛你。它在时间里是最公正的。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哪个是明主,哪个是暴君,哪个是民族英雄,哪个是奸佞小人、汉奸卖国贼,历史都给你记载着的。发生过的事情,都在你的生命里有烙印。我们不过是把这些烙印伪装掩饰起来罢了。我在伪装,很多人也在伪装。伪装的人多了,我们就弄出一部伪史。
现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实事求是,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历史,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吧?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歪曲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它真的是个抗日的单位。我们受训的所有科目,都是针对日本人的。据我所知,“中美合作所”训练出了很多“别动军”,派到敌后去打游击;卞新和他们的破译组,侦破了不少日军的密码,卞新和还为此立功受奖。他得到一大笔奖金,还请我吃过饭哩。当然,“中美合作所”培训出来的那些军统特务,后来也干了不少反革命的坏事,但这不能算在“中美合作所”头上。这就像枪在好人手里,是杀敌人的,在坏人手里,是杀好人的一样。你能判枪有罪吗?
我在这里说“中美合作所”的好话,并不是想洗清我在那里受训过的经历。是历史的欠债,迟早都要还。这是我的最后一笔债了,还清了它, 我干干净净地走进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