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2/4页）

克里昂似乎率领了一支小部队去侦察安菲波利斯北方或东北方的地形。他得知敌军集中在色雷斯门，而大多数雅典人已经在那个位置的南面，于是决定谨慎地撤往爱昂，因为他从未打算在援军尚未抵达的情况下与敌人正面交锋。

据修昔底德记载，在斯巴达人发动进攻之前，克里昂判断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撤退，于是发布了撤军的命令。为了保障撤退队伍的安全，需要其左翼做一个复杂的调动，但这个调动需要一点时间。克里昂自己待在右翼最危险的地方，催促右翼调转方向以便向左推进，因此右翼的右侧没有遮挡，非常脆弱。这个动作，或者说是没能将其与左翼运动协调起来的错误，导致了混乱，行军秩序被打乱了。伯拉西达放任雅典人左翼前进，抓住了对方的这个战术失误，发动了进攻。他率军从南门狂奔而出，猛攻雅典人中路，将其打得措手不及。雅典人“被他的大胆惊得目瞪口呆，看到己方秩序混乱，转身就逃”（5.10.6）。就在这个时刻，克里阿利达斯率军从色雷斯门杀了出来，猛扑雅典人侧翼，使其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左翼的雅典士兵们加紧奔向爱昂，而右翼的士兵们（克里昂亲自指挥这一翼）勇敢地坚守着。据修昔底德说，始终不曾打算留下作战的克里昂“拔腿就跑”，但被一名米金努斯轻盾兵用标枪杀死。尽管有人指控克里昂怯懦，但证据却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控诉。克里昂并没有和左翼一起逃跑；他留在了后方（那是一支败退军队里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他是被一支从一段距离之外投掷的标枪杀死的，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后背中枪。正如斯巴达人在他们的士兵被困斯法克特里亚岛时所说：“若是一支标枪便能摧毁勇士的斗志，那一定是非常了不得的标枪。”至少与克里昂同时代的雅典人相信他在安菲波利斯打得非常英勇。他和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的士兵们后来被安葬在凯拉米克斯，即享有荣誉的阵亡将士的长眠之地。既然他的同胞们都不怀疑他的勇气，我们也不应当怀疑。

尽管克里昂捐躯沙场，但他的部下坚守下来，勇敢地拼杀。敌人在投入标枪兵和骑兵之后，才将他们击溃。雅典骑兵似乎被留在了爱昂，因为克里昂不曾打算或预料到会与敌交战。约有600名雅典人阵亡；斯巴达方面仅有7人死亡，但其中包括伯拉西达。伯拉西达被抬离战场时还有呼吸，在得知自己赢得了最后一场战役之后才合上了眼。

伯拉西达与克里昂之死

安菲波利斯战役中，修昔底德所谓的“两个阵营中最反对和平的人”（5.16.1）都丢了性命。安菲波利斯人将伯拉西达埋葬在城内一个面向阿哥拉的地点，为他建造了纪念碑，称颂他为城市的奠基人，并将他作为英雄顶礼膜拜，每年举行体育竞技和献祭来纪念他。他生前致力于摧毁雅典帝国和恢复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如果他没有死，那么北方的战争会继续打下去，他的死亡对于那些希望继续作战直到胜利的斯巴达人来说是个严重挫折。

和伯拉西达一样，克里昂也奉行积极主动的政策，因为他真诚地相信这是最适合雅典的路线。他在公共场合的行为风格无疑降低了雅典政治生活的格调，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赞同他对叛乱盟邦的严酷态度，但克里昂的确代表着广泛群体的意见。他总是精神抖擞、勇敢无畏地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并直率而诚实地表达自己。他并不比伯里克利更喜欢哗众取宠，而是以同样严厉、挑战和务实的方式向群众讲话。他置生死于度外，亲自参加自己建议的军事行动，并在最后一次行动中献身。

不管修昔底德所谓的“理智的人”是怎么想的，在克里昂死后，雅典的形势并没有得到改善。他的观点被其他人继承下来，并为之努力。其中有些人缺乏他的才干，有些人不像他那样爱国，还有些人没有他的勇气。但修昔底德的论断是正确的：克里昂与伯拉西达的死亡使和平真正成为可能。现在雅典的当权派中没有人拥有足够的声望和地位，去反对尼基阿斯所倡导的和平。

和平降临

安菲波利斯的胜利鼓舞斯巴达人向色雷斯派遣援军，但在伯拉西达阵亡的消息传来后，援军就调头回去了。援军指挥官兰斐亚斯非常了解斯巴达城内民众的情绪：“他们之所以调头返回，是因为他们出发的时候就知道，斯巴达人更趋向于和平。”（5.13.2）东北方的新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总体形势。自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士兵被俘以来，斯巴达人就再也没有蹂躏阿提卡，以防那些关押在雅典的战俘被处死。伯罗奔尼撒海军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之前它也未能有效支持雅典臣属的反叛。伯拉西达的大胆战略需要投入强大兵力，但斯巴达不能也不愿意投入这么多人。而且在雅典主宰大海、柏第卡斯二世与其色萨利盟友在陆地上敌视斯巴达的时候，斯巴达的增援部队也无法到达伯拉西达身边。

斯巴达也很害怕战争持续下去。雅典人仍然能从皮洛斯和基西拉岛发动袭击。越来越多的黑劳士逃离斯巴达国境，斯巴达人害怕他们煽动一场新的黑劳士大起义。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的《三十年和约》快要到期了，因此一个新的威胁迫在眉睫。阿尔戈斯人坚持要求斯巴达归还基努利亚，以此作为再续和约的条件；这是斯巴达人不能接受的，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斯巴达人就将面临阿尔戈斯与雅典结盟共同反对斯巴达的致命危险，而斯巴达的盟邦可能继续叛逃，使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把控。例如，斯巴达近期与曼丁尼亚和厄利斯发生了争吵，这两个城邦都是民主制国家，由于害怕斯巴达的报复，它们很可能加入阿尔戈斯阵营。

另外，很多斯巴达领导人也有私人理由去寻求和平。斯巴达的名门望族急于帮助那些被关押在雅典的亲戚回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国王“非常渴望达成协议”（5.17.1），因为和平肯定有助于缓解他的困难处境：他的政敌永远不能原谅他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未能入侵和消灭阿提卡，指控他贿赂了德尔斐神谕以恢复自己的地位；正是因为他非法恢复了王位，才导致了斯巴达人的每一次失败和灾难。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希望缔结和约以便让这些针对他的攻击平息下来。

客观地讲，雅典人希望和谈的理由比斯巴达人的要少。他们的领土已经三年多不曾遭到蹂躏，战俘仍然在他们手上，而这些战俘能够保障阿提卡不会遭到入侵。尽管雅典的国库储备金持续减少，但他们仍然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前421年的战争，并且可以持续作战至少三年。不过，大多数雅典人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他们在墨伽拉和玻俄提亚的失败，以及色雷斯的叛乱令他们灰心丧气，而他们在德里昂的损失也是非常惊人的。他们还害怕帝国境内发生更多的叛乱，不过这种担心有些过度，因为只要雅典掌握海权，爱琴海或小亚细亚就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叛乱。就连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叛乱也不大可能继续扩大了。但对雅典人来说，这些担忧是真真切切的，于是他们也倾向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