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3/3页）
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些措施，没有反对意见，随后便解散了。政变成功了。在雅典统治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制政府被一个新政权取代了。新政权将下层阶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将统治权交给了一个狭隘的寡头制集团。
尽管规定五千人的条款是骗人的，但对前411年的雅典人而言，这些建议大体上与温和派的计划相一致。为了打仗，必须节约经费，所以削减公务人员的薪水；在战争期间，激进民主制必须让位于一个更受限制、温和的政权。因此，四百人议事会也可算作一个临时性的执政团体，仅仅在五千人大会接管权力之前有效。
余下要做的就是处理亚西比德和他的诺言（将提萨弗涅斯和波斯人拉到雅典阵营）。尽管派桑德知道这已经不可能办到，但我们不知道温和派此时有没有得知与提萨弗涅斯的谈判已经破裂。雅典的温和派继续支持政变，或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破裂的消息，但即便听说了，他们仍然有理由保持原路线。萨摩斯岛上的温和派即便在得知关于亚西比德和波斯的希望破灭之后，仍然支持政变；和他们一样，雅典的温和派也继续坚持下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身处险境”，因此更安全的办法就是继续前进。或许，他们仍然真诚地希望节约国家资金以便投入作战，并且相信将公民权局限于有产阶级是帮助雅典生存下去并赢得战争的最好办法。
寡头派领导人
推翻民主制运动的领导人是派桑德、普律尼科司、安提丰和塞拉门尼斯。前两位，像“四百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仅仅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为了个人野心而行动。但安提丰的谋划却不同。普律尼科司和派桑德是高度活跃和为人民熟知的政治家，安提丰却在幕后活动。他可能是雅典最早的一位专业的演讲稿撰写人，赢得了修昔底德的仰慕，被誉为“最有才干帮助别人在法庭或公民大会斗争的人”。但他不是民主制的朋友，并且“由于他危险的聪明，而成为群众怀疑的对象”。正是他“设计了整个计划，并确定了此事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方法”（8.68.1）。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安提丰认为雅典最好的前途就是推翻民主制和建立一个真正的狭隘寡头政权。他愿意为了实现这个前途而努力工作，也愿意为了达成目标而不择手段。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时代，安提丰的勇气和美德不逊于任何人，他最擅长构建一种思想，并用演讲将其表达出来”（8.68.1）。
但在前411年起到最大作用的却是塞拉门尼斯。他也是四个人当中最有争议的一位，有些人指控他是寡头派，是民主制的敌人，他的敌人称他为“对左右脚都合适的悲剧靴子”。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表明，他是一位爱国者和真正的温和派，真诚地忠于将权力交给重步兵阶级的政体，不管是受限制的民主制，还是执政基础较宽泛的寡头制。
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受到不同哲学思想和目标的驱动，这四个人“开始剥夺一个民族的自由。这个民族不仅自己不曾臣服于其他人，并且在半个世纪以来习惯于统治其他人”（8.68.4）。
派桑德没有为新政权接管政府定下确定的日期，许多雅典人一定认为，他们的掌权会推迟到大约一个月之后，那时本届议事会年度就结束了。但密谋者行动迅捷，在前411年6月9曰，也就是克罗诺斯会议结束仅仅几天之后，就夺取了政权。当雅典人去往他们在城墙和操练场的军事哨所时，密谋者们采取了行动。他们之前为了政变特地从蒂诺斯岛、安德罗斯岛、卡利斯图和埃吉那岛征募了四五百名武装人员，这次将其派上了用场。
“四百人”的长袍下藏着匕首，在120名令雅典心惊胆战的年轻贵族的帮助下，冲进了议事会大厅。他们向议事会的民主派成员支付了当年余下时间的薪水，然后命令他们出去。议员们拿了钱，不加抗议地乖乖离去了，没有其他人施加干预。“四百人”抽签任命了议事会执行人员和主持会议的官员（这是旧时议事会的惯例），然后举行了就职仪式上惯常的祈祷和献祭。他们尽一切努力保全体面，让大家觉得他们是延续前一届议事会的正常的、合法的机构，但很少有人上当。自前510年庇西特拉图僭主家族被驱逐以来，雅典国家第一次被威胁和暴力手段控制了。
执政官（Archon）的字面意思是统治者或领主，是古希腊许多城邦最高长官的职衔。雅典早期的共和国体制中，每年有九位执政官，掌管政治、军事和宗教事务，分別为名年执政官（Eponymos Archon，他掌权的那一年以他的名字命名）、军事执政官（Polemarch）、宗教执政官（Archon Basileus）及六名立法者。执政官从富裕阶层选举产生，起先任期十年，前683年后改为一年。前487年后，执政官在公民当中抽签产生，军事执政官的职责被每年十位将军（Strategos）的制度取代，十位将军每天轮流担任军事执政官，军事执政官仅在名义上是十将军的上级。名年执政官在名义上是民主制雅典的国家元首，但政治意义已经弱化很多。
优卑亚岛上的一座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