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2/7页）

2月初的一个早晨，桑普森神父领着一队美国人去仓库领取美国红十字会送来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战俘们挤在大纸箱周围，满心想的都是食物。桑普森神父想起了来战俘营后吃的第一顿饭：卷心菜汤，里面漂着几片萝卜，还有无数的青虫。一名战俘大口喝掉盛在皮鞋里的自己那份汤，然后抬头看看神父，说道：“我唯一不满意的是——这些虫子不够肥。”

大家急切地撕开了红十字会的纸箱。一阵紧张的寂静之后，响起了连珠炮般的咒骂声。桑普森神父和伞兵们在一起待了十八个月，还从未听过如此不堪入耳的谩骂。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羽毛球拍、篮球短裤、乒乓球和拍子，还有几百套体育器材和一打美式足球垫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参观了战地医院。医院坐落在美国战俘营区附近，里面有几个塞尔维亚医生和波兰医生。他看见一个波兰医生截掉了一个美国年轻人的双腿，然后敷上卫生纸，再用报纸包扎。在横跨德国的路上，他们先是长途跋涉，后来又搭乘火车，他的双脚都被冻坏了，以致生了坏疽。医生满面泪痕，对神父说，这是第五个失去双腿的美国人；还有十八个人被截去了一条腿。

正当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美国病人谈话时——其中大多数患的是痢疾和肺炎——一个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德国看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是营里最可恨的人，大家都叫他小阿道夫。尽管他只是一名下士，却在党内任职——就连战俘营的指挥官也得对他毕恭毕敬。在IIA战俘营里，小阿道夫的话就是命令。其他看守大体来说对囚犯还算不错。他们声称，所有的暴行都是小阿道夫指使的。

小阿道夫总是让桑普森神父想起一名打着领结的小办事员。他喜欢讨论“文化”和“文明”。此刻，他转向神父问道：“你怎么看布尔什维克？你们与不信上帝的俄国人结了盟，你怎么能为这件事辩护？”

神父回答说：“目前，纳粹才最为危险。因此我们要接受一切帮助，好把纳粹摆脱掉。”

“你肯定是疯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肯相信事实，我就让你看看这些俄国人有多肮脏！”他伸手指向俄国人的营区。那里污秽遍地，臭气弥漫了整个战俘营。

“他们是住在猪圈里。”桑普森神父承认，“他们怎么能干净得了呢？”

“你没抓住重点。其他国家的人都能保持干净。俄国人的营区里还有教授。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是俄国人中头脑最聪明的，却分不出文明和文化有什么区别。”

“这只是个语义学的问题。”

“不，不，你还是没明白。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两者的区别。俄国人极其没有人性。你知道吗？上次死了一个人，他们竟然把死尸留了好几天。”

“那只是为了拿到他那份口粮。”神父指出。总共有两万一千名俄国人被关进了战俘营，而目前只剩四千人还活着；大部分人都是饿死的。

“你们自己的医生霍斯验过尸，证实有人吃了同伴的尸体。”小阿道夫说。塞西尔·霍斯上尉的确证实过这件事。即便如此，桑普森神父仍旧认为，不能让俄国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长达七周的忍饥挨饿之后，他认识到，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小阿道夫带桑普森神父来到医院里专为俄国人预备的地方。房间里的景象极为恐怖。垂死的病人们躺在肮脏的地上，一个紧挨着一个，连胳膊腿都伸不开。他们咳嗽着，把痰吐在彼此的身上，虚弱地互相推挤着，抓挠着。他们抬头看向桑普森神父，眼神一片空洞，甚至都没有祈求；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很快即将死去。在这里照顾他们的唯一一个人是名法国牧师。他的皮肤很嫩，一条皱纹都没有，看上去也就刚刚二十出头。整个战俘营都知道，他把自己的口粮全给了这些垂死的俄国人，而且几乎每一秒钟都和他们待在一起。桑普森神父看向他。虽然病人们全无感激之情，他却仍然在细心地照顾着他们。

“看，他们只不过是畜生！”小阿道夫临走时评论道。他刚一消失，那个“年轻”牧师——实际上，他都快五十岁了——就走过来对神父说，有一车尸体马上要被拉走。“神父，车上有几个人还活着——他们想尽快摆脱这些病人！”德国人不让他跟车，所以他请求这个美国人做点什么——什么都可以。桑普森神父连忙赶出门，却只来得及看见一辆装满尸体的大车向墓地滚滚而去。他看见一些胳膊和腿无力地晃动着。那些人要被活埋——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神父心生惧意，转身便往回走。来到正门附近时，他看见一个看守正在搜查一名俄国人。看守让俄国人解开裤子，一块酸腐的德国面包掉了出来。看守捡起面包，俄国人立刻抢了回去。看守将刺刀架到俄国人的脖子上，但他仍不肯交出面包。看守一枪托打在俄国人的脑袋上，俄国人倒下了。看守连打带踢，然而，俄国人仍旧顽强地抓着面包。桑普森神父只能自问，究竟谁是畜生？

为了阻止这一暴行，他开始恳求那名看守。“我是神父。”他指着自己的十字架，一遍又一遍地对看守说。然而毒打仍在继续。于是桑普森神父跪在俄国人身边，开始祷告。看守犹豫了。或许是神父的十字架使他羞愧，或许是上尉的肩章使他敬畏，他叫另外两个看守把俄国人抬到看守室。俄国人被拖走了，他的手里还紧攥着那块面包。

在法兰克福和奥得河以东几英里的地方，红军刚刚截获了另一支难民队伍。一名红军军官用俄语高声吼了起来。十六岁的德国男孩埃尔文·施耐德知道，他喊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俄国人之所以如此激愤，是因为有很多宣传员在鼓动他们，一定要复仇。

3

2月6日这一天，在柏林，元首对他的心腹们说，三巨头打算“摧毁”德国。(1)“我们已到了生死关头，”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形势很严峻，非常严峻，甚至可以说毫无希望。”不过他坚持说，只要逐步地保住祖国的领土，就仍然有胜利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战斗，就总会有希望。而这必定将足以使我们不再认为一切已成败局。终场哨声响起之前，没有胜负可言。”他回忆起，俄国女皇的暴亡使腓特烈大帝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和腓特烈大帝一样，也是在和一个联盟作战。记住，一个联盟不是一个稳定的整体。它仅仅是因为少数几个人的意愿而存在。如果丘吉尔突然不复存活，那么一切都会在刹那间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