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西线的胜利(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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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哈里曼大使实践了他很早之前就对上级推荐过的办法。他和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哈里曼借机抗议了一百六十三名美国飞行员在波尔塔瓦迫降一事。这仅仅是因为其他一些美国人行事有些鲁莽。比如,一名美国飞行员搭载了一名自称是他老乡的波兰人;还有一次,一架受损的美国轰炸机降落在波兰的一个机场进行维修,后来未经许可便起飞了。斯大林宣称,这些事例证明了迫降是合理的,美国人“正同波兰地下组织密谋反对红军”。
“您这是在怀疑美国最高统帅部的忠实性,我不允许您这样!”哈里曼激动地回答。赫尔利试图制止他,但哈里曼继续谴责斯大林“实际上是在怀疑马歇尔将军的忠实性”。
“我可以用性命担保,我信任马歇尔将军,”斯大林回答道,语气有所缓和,“我不是说他,而是在说一个年轻军官。”
赫尔利紧张地把话题转到了中国问题上。他说他已着手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谈判,并声称他们双方有着同样的目标:“打败日本,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政府。”赫尔利说,罗斯福指示他,要让中国在自己人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方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并授权他就此事同丘吉尔商量。首相和艾登已经签字,同意让中国自己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政府,从而联合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打败日本。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给斯退丁纽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元帅非常满意,表达了合作意向。他说,鉴于总的形势,他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获得他的完全支持。他将立即采取行动,以使中国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他说他完全承认蒋介石的全国政府。总之,斯大林完全赞同在会谈中向他概述的美国对华政策。
不过,哈里曼却认为,赫尔利太相信斯大林表面上的诚恳了。他报告说,斯大林“很可能不会同蒋介石合作。万一俄国卷入远东冲突,他会充分利用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另外一名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乔治·凯南,非常熟悉俄国人的做法。他也不同意赫尔利信中的说法。他同样报告说,在他看来,只有在得到满洲里、蒙古和中国北部的支配权以后,俄国才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
在这个当口,如果我们一心想支持苏联,再加上斯大林那令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言辞,以及他那小心谨慎的和蔼态度,从而使我们错误地相信,苏联会支持和默许我们争取实现在中国的长远目标,这将是一个悲剧……
在过去的三天里,杜鲁门感到总统这副担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星期日,在海德公园参加完罗斯福的葬礼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准备第二天下午将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当晚临睡前,他祈祷自己可以称职地完成工作。第二天,即4月16日一大早,他阅读了哈里曼最新报告的摘要。报告驳斥了“斯大林关于波兰委员会工作的一些说法”,并建议“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立场,不能接受为华沙政权文过饰非”。
上午,艾登和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到了。三人开始润色他们各自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最后的联合电文措辞客气,但坚持应不顾华沙政府的反对,邀请米科瓦伊奇克和另外两个伦敦的波兰人前往莫斯科共商大计。杜鲁门通过无线电把电报发给了哈里曼,叫他立即亲自去交给斯大林。
艾登因自己与杜鲁门的初次会晤而“深感振奋”,他致电丘吉尔说:
这次会晤给我的印象是,新总统是诚实而友好的。他明白自己所承担的新职责,但并未被其所压倒。他提到您时非常热情。我相信他会成为我们忠实的合作者……
下午一点零二分,杜鲁门走进众议院大厅时,所有人都起立欢呼。他骄傲地抬起头,看了看旁听席,最终找到了杜鲁门夫人和玛格丽特。
“议长先生……”他开始了。
“等一等,哈里,”雷伯恩低声说,“让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你。”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我的朋友们,同事们。”杜鲁门总统开始对全国发表第一次演说,“悲剧性的命运加诸我等以重任。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已逝的领袖从不曾回望。他始终目视前方,始终大步向前。那将是他的期望,也是美国所要采取的行动……”
他保证继续奉行罗斯福制定的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要求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他。他重申,一定要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定要惩罚战犯。
“美国的主要战争战略已经确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已故最高司令的远见卓识……
“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一方针必须并定会——不加改变,不受约束!”
他还向大家表明,罗斯福制定的外交政策也将继续下去,“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各国要继续合作,集中必要的力量挫败轴心国统治世界的阴谋。”
在号召全体美国人给予支持之后,他说:“此时此刻,我心怀祈求。既然我已担起了肩头的重任,那么,我谨以所罗门王之言,谦恭地恳请万能的上帝: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我只求成为上帝与人民忠实可靠的仆人。”
很明显,这个忽而骄傲忽而谦虚,短小精干的中产阶级分子,因个人和政治上的联系,将自己与罗斯福制定的所有政策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比如,虽然他想对俄国表现得更坚决一些,但却很难做到。美国人民压倒性地支持罗斯福的友好政策。总统给斯大林、丘吉尔和哈里曼的最后几封电报,事实上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态度:他告诉丘吉尔,要尽可能地把苏联问题大事化小,因为像“日出”行动之类的情况似乎“每天都在出现,而其中大多数都可以解决”。他还指示哈里曼说,“要把伯尔尼(阿斯科纳)的误解当成一件小事”,并且警告斯大林,“这样的小误会今后不应再发生”。
不过,这些电报并没有显示出罗斯福日益增长的决心。他坚决要与丘吉尔联手反对斯大林。这一决心只在给首相的电报结尾略有流露。他写道:“然而,我们应该强硬起来。迄今为止,我们的方针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一个新总统来说,这一方针太微妙了。
和之前的所有副总统一样,杜鲁门没有插手过总统所面对的那些可怕问题——比如,在罗斯福去雅尔塔之前,他一直不知道白宫秘密地图室的存在,而直到现在,他还没去那里看过。因此,这位新总统对于如此繁重的职责准备得不够充分。他只能靠自己敏锐的头脑和务实的判断力,才能防止在今后犯下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