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1章
常宁买吃的、喝的去了，顾朝暮和于朵等在亭子里。
顾朝暮看了看于朵问道：“你以后会一直做生意么？”
说到做生意，他和于朵还是有不少共同话题的。
于朵点头，“我现在日常不缺钱花了，但我觉得做生意挺有趣。有了钱，我能活得很有底气。我现在都有两套自己的房子了。”
她笑嘻嘻的比了一个‘二’。真是什么都没有钱靠得住啊！
虽然她和常宁说，再借十多万去樱花国做生意，她欠的债就太多了。
但其实她现在不怕欠债。
大概去年底、顾朝暮被举报之后，于朵一度害怕过，两年后会不会真的不能继续做生意了。
是不是得被以四马分肥的形式收购她的产业？
但今年就可以办营业执照了。
而且干爹说如今我们还欠漂亮国超过十亿刀。
她的心渐渐就稳了。
虽然有阻力，但也就是走得慢一点，应该不会再倒退了。
如今开涉外旅行社、赚外国人的钱，势头真的很好。
只要改革开放的国策不倒退，欢迎外国游客继续来华旅游，应该就会越来越好。
她去东京开旅行社，也不单单是送国内的富人出去开眼界、花钱。
在东京有分社，这更容易招揽樱花国的大量游客来华国的四大古都，尤其是西安旅游啊。
那可是他们向往的长安！
虽然上头对于改革开放没有展现一往无前的勇气，反而一直摸着势头过河、表现得犹犹豫豫的。
譬如说包产到户，1979年的大丰收就证明了对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至今依然只是扩大试行的范围。
听说去年加入试行的那些地域，今年也都会大丰收。
安徽那边不都传开了么，‘要吃米，找万里’。
万里之前就是安徽的第一书记。那边的包产到户搞得就非常好。
今年4月，他离开安徽，出任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
这应当是一个重视农村改革、重视包产到户的信号！
但即便如此，依然没听说要把包产到户正式定为农业政策。意思今年秋天收获了，还要继续试行。
还有雇工的问题。
明明二姐他们这批回城知青，今时今日依然有800万没有着落。
甚至社会治安因此都在走下坡路。
但政策依然明令禁止雇工。
搞得顾朝暮都只能把两百员工变成了两百股东，硬生生的弄出了个集体所有制的厂子。
但是，这个势头是刹不住车的。
虽然慢，但仍然一步、一步在往前走。
看到做生意好处的人，譬如她、譬如二姐等等，肯定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了。
她会把旅行社先开遍四大古都和广州、上海这样开埠、外国人多的大城市。
那之后，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也是有吸引外国人的历史文化的。
譬如三国文化，应该对樱花国的人就很有吸引力。
然后下一步就是实现她给老蔡画的大饼：要在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国际大都会也都开上他们的旅行社。让他去实地感受一些他心目中先进的制度和文化。
于朵坚持把开在樱花国的旅行社的股份大头给常宁，是因为她不能占那么大便宜。
那样太没有分寸了！
哪怕常宁和干爹、干妈不在意，也要考虑一下常家长房、三房的想法。
和当初旅行社20%股份，五百块就给了常宁一个道理。
常家的资源，她不能用的那么心安理得。
欠常宁的25万本金，如果不扩张了，她半年就能还上。
这还用得着怕么？
于朵道：“赚钱真的容易上瘾！尤其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凭自己的努力，买到喜欢的物件，真的超开心的。我也不像常宁可以源源不断从常氏公司领取分红。那就只能自己继续努力挣，满足自身需求。啧，常家在漂亮国赚钱、分红拿到华国花！真是美滋滋的。”
真的，见识越多，想要的也就越多。有很多东西，她以前想都没想到过的。
上次去东京，姨妈期即将到来。常家别墅的女仆领着她去超市买卫生巾。
用过一次之后，于朵感觉十分方便。
回国后她在友谊商店看到有，就用外汇券长期买了。
嗯，外汇券是今年4月1号出来的。
直接拿外汇去银行兑换，在华国的国有大商场尤其是友谊商店、友谊宾馆这些地方，可以直接当外汇用。
这是进口货，还没有国产的。一包价值三四块人民币。
就这一项消费，就不是普通工薪家庭消费得起的。
如今二姐也跟着在用这个了。
至于狄见欢，人家说‘我一直都用的这个啊’。
顾朝暮对于常家是漂亮国挣钱、华国花的说法非常赞同。
“那可不是么？看常宁平时不把钱当钱那个劲儿，一年拿到手的分红绝不会少于五万刀。”
于朵玩笑道：“何止啊，他还有两个加起来2000平的大四合院，完整产权的。有时候真恨不得打土豪、分田地。不过，小顾同志，你这样革命家庭出身的人，也会羡慕资本家的后代啊？”
顾朝暮左右看看，“你还真别说！虽然说好男不望爷娘田，但像是我要买机器设备这种事吧，如果能有个海外关系汇大笔分红回来，那真的是要简
单许多。咱们个人、家庭甚至整个国家，如今都面临底子薄的问题啊！”
于朵点头，那可不么。
如果给她两年的时间攒钱，就不会总是捉襟见肘了。
她言归正传道：“我大学准备报考经管系，研究经济理论、经济现象。”
顾朝暮抱着胳膊问道：“你是怎么决定报考这个专业的？”
“以前我也没想到太远，就想进机械厂从临时工当起，尽快转正。然后攒钱考大学！但当时对于要考什么专业，其实也没有具体的想法。我以前的生活很单调，家里、大杂院里也没人跟我提过上大学是什么情形。甚至那会儿干妈挨过一回整了，都不敢多和我说那些。真要说的话，应该是1979年元旦，二姐他们一群回城知青在我家围炉煮茶。我听他们说起回城知青的难处、各自预备的应对，这才萌生的念头。然后又听平反了的干妈说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事。我发现我以前看待事情好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