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的权力（第2/4页）

自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再也无法控制诸侯国，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东周中央政权衰落的程度。

一是周郑交质。周幽王之子，东周第一代王周平王（约前781—前720年）为避犬戎，把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东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在这个过程之中，郑武公立有大功，被封为周朝卿士。郑武公死后，郑庄公继位，仍为周卿士。周平王为了防止郑庄公独揽朝政，就想分政给虢公，以保持权力的平衡。郑庄公生气了，“郑伯怨王”，周平王矢口否认也不行。问题严重了，周平王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于是做了个举动，交换人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317。中央政权在自己的人事安排方面，竟然如此无自主权，还与郑庄公采用了平等的“二国”之间的办法，中央王权的衰落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是周郑交恶。是接着第一件的。周平王死后，人质姬狐回朝继位，然而不幸的是，姬狐回朝后就病死了，于是其子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郑庄公在朝廷上继续以卿士身份专权。姬林不甘心受郑庄公的控制，就把他撵走了。郑庄公回国后，便开始寻衅滋事，“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318，不久，郑庄公又假借天子之命，出兵攻伐宋国。姬林大怒，干脆免了他卿士的头衔。郑庄公也不示弱，一连五年不去洛邑朝见。姬林实在忍耐不住，不顾臣下劝阻，亲自统领军队去讨伐郑庄公，郑庄公也点起兵马迎战。结果是王师大败，周桓王在撤退时被郑国大夫祝聃一箭正中肩膀。事后，郑庄公假意派臣下去向姬林赔罪，姬林只好借此下台阶，宣布免郑庄公之罪。长葛之战使姬林威风扫地，打掉了周天子“受命于天、辅有四方”的牌子，从此，诸侯越来越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了。

周朝是靠礼建国的，但是到春秋后期，随着王权衰落，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伴随着一些贵族势力的不断增长，他们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鲁国的卿家贵族季孙氏，三桓之首，就曾“八佾舞于庭”319，所以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20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与周王朝软弱的“封建”体制让各派思想家们在国家管理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那就是大一统。《管子·兵法》中强调“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墨家则从国家存亡的角度强调大一统的重要性，墨子说，“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321而儒家思想则更直白的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322提倡性恶论的荀子更是认为，“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自古至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323法家的代表韩非子说得更明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24甚至以“无为而治”著称的道家也强调“大一统”，庄子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325

长期的分裂终于迎来国家的统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废除封建制，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等政府机构，在地方则实行郡县制，完成了由中国古代封建贵族统治到“大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转变。

大一统的国家存在形式需要高度的中央集权去完成，而这一中央集权在秦朝就完成了他的雏形：在行政方面，“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326，要求绝对统帅和指挥自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所有官吏，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完全根据他的意志和指令办事；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方面，皇帝的指示优于一切现行的法典法令，遇有抵触，一律以皇帝指示为准；在财政方面，皇帝认为，全国的人口、土地都是自己的私有物，掌有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全部支配决定之权；在军事方面，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通过权力分割等方式完成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和最高指挥权。秦朝政治体制的设立，奠定了中国后世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

历代王朝，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把皇权神圣化外，还不断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为避免分权或“僭取”做出种种努力。

汉高祖刘邦在夺取政权后，大肆屠杀异姓王，如燕王臧荼、楚王韩信、燕王卢绾、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等等，通过对异性王的打击，巩固刘姓政权。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罢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禁军职务；实行“更戍法”，让将士经常“易置”和“调换”，以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327的目的；设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凡军机大事，直接对皇帝负责；设转运使负责各地税收，使节度使和地方官吏无权过问地方财政。

明朝“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正式昭告群臣和天下：废丞相，革中书省，权分六部，而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因此，胡惟庸成为中国最后一任丞相。

靠朋党起家的雍正帝，深知朋党对皇权的威胁，为强化皇权，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其后职权愈来愈大，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干脆废止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变成只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虽然它行使了国家最高权力，但是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职，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人选都是由皇帝特选，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这就使得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因此，人们也说军机处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因为“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328的只能是皇帝，所以乾隆说，“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恩泽也”。329

皇帝拥有超现实的，不受任何干预和制约的权力，它是绝对的、无限的、无所不能的和无所不包的，可以控制整个帝国的一切财产和生命。但是皇权的实施和维护不可能靠皇帝一个人来完成，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很大的，西汉时大约有13万余人，东汉时大约15.2万人，清道光时期，全国文官数字（县令以上）是11316人。这一庞大的数字我们通常把他们和皇帝联系在一起，统称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与皇帝却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只是皇权的附庸，产生于皇权，依附于皇权，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330的人身依附和雇佣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据与皇权的远近及衍生秩序构成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