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报机关枪（第2/3页）

《西顾报》从创刊到9月7日被查封，历时44天。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张，除第四版刊登广告外，其余三版大部分都是有关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内容分为社说、京外纪事、本省纪事、要件、时评、文苑等，还间插漫画。《西顾报》的发行量日均8000余份，罢市罢课后增至14000余份，而8月5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次日的报纸印量超过15000份，仍供不应求。在一个波诡云谲、变化频繁的非常年代，信息的饥渴是一种通病，即使提供的是鸩酒，人们也照样饮鸩止渴。而恰恰在信息的供给方面，政府的庞大身躯难以灵活应对，舆论阵地成为反对者们占压倒优势的主场。

川路公司从来就不屑于掩饰自己与同志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关系。在同志会成立的首日，“经费拮据”的川路公司拨出了4万两白银作为这个“独立的群众社团”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绝非一笔小数目。同志会迅速用这笔经费中的一部分创办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来考虑到“政治法律之观念不能尽人而具。至于条约解释，更不能望于众人；若非白话报浅明剖晰，不能尽人皆知，若无杂志日报，亦不能收罗宏富，印证明确”，“邓慕鲁、朱云石之杂志，池汝谦之《西顾报》，江叙伦之白话报，乃应时而起焉”。仅在两个月之内，保路同志会就创办了《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蜀风杂志》《启智画报》和《西顾报》5份报刊，“干枝相扶，严整成阵”。保路同志会成立仅半个月，“文牍部则发出印刷刊物十六万有余件”，机关报的效率与机关枪相仿，进行大面积的信息饱和轰炸。

对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主办者保路同志会文牍部宣称，将以“尽笔墨之能，从种种方面，以期贯彻本会破约保路之目的”，其主编就是因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著名的邓孝可。这份机关报创办于6月26日，仅创刊号就印了3000份，随后印刷量不断攀升，到7月中旬已增至15000份，最多时达五六万份。从创刊到7月22日，日出一期，但随后因纸张匮乏，改成双日出版，直到9月7日被查封。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分纪事、著录、报告、诗歌、附件等专栏，每张四小版，约数千字。它在为“破约保路”做宣传时，也从来没有忘记为自己摆功。它曾经报道说四川妇孺们“每日望本报几如望岁，及得报展读，涕泪横流，且阅且哭……每读令人欲哭耳”，甚至连保宁（属阆中县）这样“距省七百余里”的偏远地方，“该地绅商闻盛奴夺权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知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报告各件”。

《西顾报》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自己报道说，有老者读《西顾报》，“于街口演讲……闻者为之愤恨……闻者又为之凄怆而流涕。报纸感人，如此之甚……”

赵尔丰同时查封的还有《蜀报》，是四川谘议局的机关报。《蜀报》创刊于1910年8月19日，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兼任社长，朱山任总编辑，吴虞、叶治钧、邓孝可等任主笔，集中了当时四川的一批笔杆子。

成都皇城（贡院），后来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

《蜀报》是继《四川官报》之后四川的第二家报纸。四川虽穷，但谘议局是个权力很大的机关，在这些方面很舍得花钱。《蜀报》纯用白皮纸，印刷精美，定价高达4元8角，绝非普通读者所能问津的，多数还是机构消费者公款购买。报纸当然是亏损的，但堂堂立法机构为自己的喉舌拨点专款，还是很轻松就能搞定。

《蜀报》实际上是第一份党派控制下的机关报，当然，这个党是很松散的所谓“立宪派”，就是掌握谘议局实权的少数人及围绕他们的一群人。本党派的喉舌自然是本党派的利益高于一切，只为本党派说话。《蜀报》的言论因此极其大胆出格，对于任何自己不满的人和事，帽子扣得很大——不以危言，何能耸听呢？

“小说日报”

在保路运动中，《蜀报》吹响的第一声冲锋号就是邓孝可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在只掌握微量信息的前提下，邓就大胆假设、不须求证，将盛宣怀定了“卖国”的罪名，这成为保路运动乃至日后各种群众运动中动辄上纲上线、党同伐异的滥觞。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慨叹：“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纭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这些投枪与匕首被同志会的演讲员及罢课回乡播撒种子的学生们带到四川的各个角落，占领了舆论阵地。在这种宣传战中，真相与信息公正都已经退居到第二位，多占地盘、不择手段地压倒对方才是最关键的。细细查看这些报纸，除了转载的公文、电报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新闻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艺术再加工，而且套话、假话、空话连篇，简直成了“小说日报”或“废话日报”。

为了吸引民众，危言耸听之外，这些媒体还都有另一个共同特点：文字浅显。如“同志会，何由成，同胞听我说原因。有一个，卖路臣，他本江苏武进人。盛国贼，现是个邮传大臣。上蔽君，下压民，借债送路太专横。借外债，甚吓人……”就是民间的打油诗，琅琅上口。

国家大事也都被简化和形象化。在各期各版的“眉边”和“脚边”，反复刊登一些口号，比如“路是人修，钱由人管，路是白送，外带认息”，“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夺路夺款，又不修路”，“果欲保国，必先保路，保路保国，即是爱君”，真假不论，但明白易懂，效果很好。再比如：

国家把法律来散布，管得了天子和百官，管得了人民都不敢犯，立宪国精神在此间。凡事都照法律办，包管事事得平安……京城设一个资政院，各省的谘议局都设全。设这个局院为哪件，为的要把法律编，为的年年出议案，议国家的事要靠议员。既是铁路收回国办，外债又借了金镑千万两。借债收路事非浅，就该交局院议为那端。看来他（盛宣怀）是大粉脸，忘了法来欺了天。国家听他胡乱干，看看法律被摧残，看看要成假立宪，看看铁路要卖完，铁路卖了真危险，亡国就在眼面前。

在煽动仇恨和暴力方面，这些宣传手法是能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的。《西顾报》就毫不掩饰地鼓动说：“练民团制造好军火，习武艺一齐供达摩……我们又有本事又有联络，不怕官府那还怕差哥。倘有那不肖官吏来捕捉，鸣锣发号我们蜂一窝。一家有事百家来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钢刀砍不完七千万人头脑壳，哪怕尸骨堆山血流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收兵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