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绚丽之梦（第5/12页）
南昌起义军在海陆丰地区解散后，一九二八年一月的隆冬时节，朱德到达了湖南南部的宜章县。在这里朱德得知了一个消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一个叫胡少海的营长，因为对国民党军不满离开部队回到了宜章老家，此刻正准备带领农民们闹点事情。朱德立即与胡少海取得了联系。于是，冒充国民党军副团长的胡少海以衣锦还乡的名义大摆宴席，当宜章县的各界名流都已入席的时候，朱德的官兵持枪举刀冲了进来——宜章县城即刻被共产党人占领了。朱德在宜章把部队编成三个营，他给这支部队命名的番号竟与毛泽东的一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朱德在湘南的行动引发了湖南境内新一轮的农民暴动。中共湘南特委的革命激情再次迸发，主张“焚烧整个城市和湘粤大道沿线五里的所有民房”，目的是“要用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中国农民，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同时，中共湘南特委派人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下山加入湘南的斗争。但此时中共湘南特委的“赤色恐怖”计划所引发的后果已使朱德的部队处境困难。因为知道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朱德决定带领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发。
两支红军武装就这样相向而行。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各自带着他们人数不多的部队在宁冈县的砻市相见了，这就是后来中国革命史中所说的“井冈山会师”。从此，毛泽东和朱德，除了因为战争需要或为政治斗争所迫曾经短暂分离过之外，一直到他们携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漫长的征战岁月里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政治友情，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坚固无比的革命情谊的典范。直到他们都老了，然后又相继离世，相信在天国里他们依旧并肩站在一起——毛泽东曾经说过：“朱毛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四军”的称谓并不是虚张声势，按照刘伯承的说法，这是为了“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光荣传统”。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国内地的《申报》、《字林西报》的版面上，充斥着共产党人号召穷苦农民暴动起义的消息：“著名赤匪朱德手下兵马甚多，不少农民甚至国民党士兵投奔朱德，普通百姓喜欢他，只有富人碰到他要倒霉。”“赣东共产党头目，原国民党南昌市党部主席方志敏到处宣传抗租废债，赢得了无知农民的信赖，这对躲进县城的财主们来说情况不妙。”“数千共产党军包围县城，民团无力退兵，全城一片火海，县长下落不明。”“几个月不见踪影的贺龙出现在他的家乡湖南省边界一带，拉起一支队伍袭击富豪，势力正在扩大。”“赤祸由此村蔓延到彼村，从一村扩展到全县，如不奋起将其消灭，中国之未来必属赤匪无疑。”
在社会极端不公平的年代里，富人的噩梦就是赤贫者的梦中天堂。
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消息惊动了偏僻的村落。向往红军的农民们开始秘密开会。地主的深宅大院门户紧闭，护院的民团兵丁拿起了枪。地主的儿子腰里别着匣子枪在祠堂四周转了一圈，他家的一个佃户正在祠堂里带领穷人开会。晚上，这个佃户在地主家的后院被斧头砍死，尸体挂在院墙上。可是天亮的时候，地主家门口乱成了一团，朱毛红军距离镇子东头不远了，地主全家开始向镇子西头逃跑。青年农民们很快就集中在镇边的土道上，手里的梭镖闪闪发亮。红军的队伍走来了。这是一支衣衫破旧但队列整齐的队伍，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吹着一支小铜号走在前面，身后步伐稳健的红军官兵有的赤着脚，有的包着脚布，有的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
红军占领镇子之后，在所有的墙上写上了标语：“饥民们！向土豪劣绅要粮！”“消灭一切不公平现象！”然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家的财物一一分给最贫困的人。广场上挤满了穷人，少年们攀在树上，一个红军干部站在广场中央开始了演讲：“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地主老财、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都压榨我们，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穷人创造的！不打败他们，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夺过来，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农民协会万岁！暴动万岁！红军万岁！”最后，广场的土台子上走来一个留着胡子、面色很黑的人——朱德讲话的语调很慢，他对农民们讲了自己信仰共产党的经过，讲了南昌起义和红军的主张。他长者般的话语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有人问：“我想当红军，听说当红军给发二十块钱？”朱德说：“当红军没有钱，官兵都没有钱，有一桌酒席大家一起吃，有一个南瓜大家也一起吃。”又有人问：“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站在朱德身边的红军干部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阔佬，全世界的穷人都受他们的压迫。全世界的穷人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当天晚上，红军从这里出发了，刚出镇子便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不少青年农民。农民们说他们要跟红军走，因为他们对红军很满意，如果能够发给他们一袋干粮和一支枪他们会更满意。
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是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各村各寨的贫苦农民开始向有红军的地方奔去，当一面画着他们所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当举着那面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然后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情景几乎能够解释二十世纪初中国所有的革命发生的根由。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所有的官兵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勇敢凶猛，这使红军的作战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可以看见许多二十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臂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重申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与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所有这些体现红军性质的纪律和原则，被毛泽东称为“民主的温和主义”——虽然绝大部分红军士兵并不明白“民主的温和主义”是什么，但究竟是红军使他们获得了人的尊严，使他们拥有了改天换地的梦想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