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火在运行：乱世图景（第2/4页）

从兵匪一家，到兵即是匪，正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奇怪的是，这个灾祸不断、满身疮痍的国度不但能养活那么多带枪的人，而且还能支撑一场又一场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大战。

年初，因湖南宣布自治，赵恒惕与王育寅部兵戎相见。刘湘等军阀四路人川，赶跑督军刘存厚。陈树藩与渭北的郭坚民军苦战一个多月，大败退回西安。吴佩孚挑动赵倜部下兵变反赵，后又助赵平叛。这些混战一步步拉开了大规模内战的序幕。

7月28日，湘鄂战争爆发。两军连日大战于羊楼司、赵李桥等处，战况激烈，声势浩荡，举国震动。湘军名将夏斗寅时而佯败设伏，时而亲临火线，时而令所部白刃渡河拼杀，自率敢死队督战于后。至8月8日，湘军大胜。然而直系军阀又出兵五路，死力援鄂。8月10日，湘直大战开始。8月17日，双方齐下总攻击令。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湘军撤退，百姓两次溺毙各在3000人以上，灾区纵横数百里。两军数次集结数万人鏖战，吴佩孚用兵有勇有谋，迭获大胜。然而到9月1日，川军又加入战团，人鄂攻直。直、鄂军至9月下旬才击退川军，战事至年底未决。

正像老舍《茶馆》里的台词：“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中国百姓再温良，再坚忍，再愚讷，再阿Q，也实在耐不下去了。豫东南白朗余部五六千人举事，号为“黑狼”。鄂西数千农民起义，头扎红巾，自称“神兵”，反对军阀残暴统治。他们向民众宣言，专为讨伐官军，保护良民。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中国各地罢工达49次，人数达13万人。这对于年幼的中国工业文明来说，也称得上是重灾年了。

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意味着权力中心的瓦解和离散。1921年的中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民国政府。南方广东政府以孙中山为旗帜。在1月1日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身为军政府总裁的孙中山提出“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1月27日，孙中山提出“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4月7日，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以218票对2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后，通电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斥徐为“承平时一俗吏”，“名为受人拥戴，实则供人傀儡”，促其“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孙中山于7月平定广西后，积极准备北伐。然而孙中山的实际力量连两广都不能有效控制。身兼内务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就反对北伐，终坏其事。孙中山曾在8月给俄苏外交委员会的复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12月23日，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此孙中山才发现了一条重整河山的新径。

北方的北京政府此时以徐世昌为大总统。北洋军阀集团先后共有五位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其中徐世昌最为软弱无能，他实际上只是直、皖、奉等各系军阀的一个“大管家”而已。他所领导的政府，既无权，又无钱，——不能自由任免官吏，不能指挥各路军队，不能决定对外方针，不能组织防险救灾，不能制订经济计划，不能支持文化教育，甚至连政府本身的开支都支付不起。北京政府驻外使馆五六个月经费未发，纷纷催索，外交部复电竟让他们自己解决。大概大使馆只好兼做中餐馆了。据上海《民国日报》该年12月22日报道政府各机关欠薪情况：参谋部22个月，蒙藏院7个月，教育部本部7个月，各校两个半月，海军部6个月，平政院6个月，经济调查局5个月，陆军部本部5个月，咨议差遣12个月，总统府4个月，国务院3个月，财政部3个月，内务部3个月，农商部3个月，审计院3个月，司法部3个月，大理院3个月，航空署3个月，警察厅官吏2个月，交通部1个月，京汉路局1个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成千上万的政府公务人员居然在“枵腹供职”。为了索薪，罢工、罢教、辞职、静坐，全年风潮不断。北京大学等北京八所大、中学校从年初就为索薪和争取教育经费罢工。4月8日，八校教职员通电全国，全体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王章祜亦先后辞职。在请愿中被警察刀枪击伤数十人，又经绝食斗争，风潮几起几落，直到年底，政府还在敷衍说：“正竭力设法。”平心而论，并非政府故意“摧残教育”，政府何尝不愿意用教育来装点门面？然而这个政府实在是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它是个窝囊废加穷光蛋，中国已经没人真的把它看作政府了。这一年，穷得几乎要砸锅卖铁的北京政府狂借内外债，到年底已欠债15亿8885万1972.96元，此时全国人口（不计蒙、藏、缓、台）为4亿6309万4953人，平均每人负债近四块大洋。全国各界联合会12月31日宣布徐世昌四大罪，宣布“徐世昌为民治之障碍，早已电请新政府申罪致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而广州政府则在12月10日发布了对徐世昌的通缉令。北京政府名义上统治着大部分中国，实际上从1921至1923年，全国掀起了一个要求“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浪潮。从政治角度来讲，1921年的中国事实上是分崩离析的。《剑桥民国史》说：“1928年前宪法政府的失败，与其说是一个有效政府的衰落，不如说是根本无能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府。段、吴及其他国家首脑曾多次建立起对全国大部地区的实质性军事控制，但这些成就基本上是军事的，而从未发展到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水平。”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也疲软不堪。以山东为例，教育经费拖欠四五个月，无钱修堤坐视决口，司法欠款以致囚犯几乎饿死狱中，士兵每月欠饷十余万元。

国内四分五裂，天灾人祸接踵不断，国际关系也一片艰难，外患频仍。

1921年的国际大趋势是，美、英、法、意、日等列强重新切割地球这块大蛋糕。昔日的欧洲已不复存在，赫赫不可一世的德、奥、俄三大帝国俱已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流落异域的王公贵族们热烈地讨论着列宁及苏维埃统治下的“谜一般的俄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崩溃了，新兴的巴尔干小国雨后春笋般纷纷独立。被《凡尔赛条约》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德国，经济萧条，满目疮痍，一种“受难德国”的神话正迅速蔓延。中国虽然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11月12日至次年2月6日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代表提出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等要求，均被拒绝。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中国在会上不过是听凭列强如何重新协调其侵华特权而已。此时各国在华驻军约近万人，其中日军最多，约4500人，仅山东就驻2700人。美军1504人，法军1214人，英军1044人，荷军78人，意军31人。此外南满一带，驻日警约1800人，均无条约根据。这样的国家，哪里像个战胜国？各列强贪心无厌，不断制造事端，竭力企图扩大在华利益。其中气焰最为嚣张的便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