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火在运行：乱世图景（第3/4页）

1月15日，吉林代表上书政府，痛陈人民受日军奸淫、枪杀、活埋、火烧、腰斩等惨状，财产损失2000万元，人民伤亡近万，“请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全吉七百万人誓为政府后盾”。北京政府要求日本撤兵，日军不但不撤，反而继续捕杀中国百姓，并诬称其为“股匪”。

3月21日，驻哈尔滨之日军第五十三联队借日本春季“皇灵祭”之名演习，以炫耀武力。

5月13日，日本内阁决定必须确保并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既得权益。

9月14日，奉天日侨在有伤中国风俗习惯的祭祀活动中与中国居民发生纠纷，数百名日警及宪兵队打伤百余中国人，并向奉省当局提出抗议。

此外，日本加紧对华的经济侵略和控制。据上海《民国日报》10月29日报道，日本利用山东问题悬而未决之机，尽力扩充在鲁实业。青岛一隅，商店栉比，工厂林立，各种会社已增至数十处，投资已超过八亿元。在上海等地，日本亦开办纱厂等企业，操纵中国棉纱等行业的产销。

12月3日，日本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公然声明，旅顺、大连皆由日本牺牲许多生命财产，取自其他强国；又因领土接近，故日本在该地有关经济命脉及国家安全之生死利益，实无意放弃。

按照这种逻辑，只要“牺牲”了生命财产，抢来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据为己有。中国若不尽快富强起来，终有一日要被“领土接近”的强国整个“无意放弃”。

另一个领土接近的大国也颇令中国头疼。

1月6日，白俄阿年阔夫匪部七百余人在新疆古城暴乱。

1月9日，白俄恩琴率白俄及蒙匪三千余，在日本参谋长山田策划下，使用日本供给的枪炮，大举进犯中国外蒙地区。多次战斗，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库伦失陷。苏俄政府却指责中国侵害其经贸利益和扶助白俄。

2月1日，俄蒙匪千余人围歼中国驻军两个连，将蒙古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裹胁而去，于21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博克多为大汗，恩琴为亲王。恩琴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3月，大股白俄蒙匪又攻陷叨林、乌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

3月18日，蒙古国民军及苏俄红军三千余击败中国守军，攻陷恰克图。

5月，白俄匪部万余人在新疆塔城地区残酷杀掠，中国当局一时无策。

7月6日，苏俄红军和蒙古军进军库伦，于8日推举活佛博克多为立宪君主，11日改为“蒙古国民政府”元首。

7月8日，苏俄炮舰在松花江口炮击中国汽船“杭州号”，死3人伤8人。

8月17日，苏俄红军从恩琴手中夺占外蒙古科布多，于25日捕获恩琴。

9月5日枪毙。

新疆地区的白俄后经中国军队会剿而逃散，但蒙古地区却令中国政府进退两难。尽管外蒙的活佛、王公不愿归附苏俄，多次向中国政府表示：“蒙民等对于俄国新旧党之举动，概不赞成，仍愿归附中央，永受保护。”然而这个泥菩萨“中央”却保护不了他们。外蒙问题终于朝着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了。

此外，中国在这一年还与英国、葡萄牙、菲律宾等发生了外交冲突。

1921年的中国，真是值得大书特书。《小说月报》当年的主编沈雁冰说：“中国现在社会的背景是什么？从表面上看，经济困难，内政窳败，兵祸，天灾……表面的现象，大可以用‘痛苦’两个字来包括。再揭开表面去看，觉得‘混乱’与‘烦闷’也大概可以包括了现社会之内的生活。”如果以这一年的中国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或电视连续剧的话，大可以题名为《中国：痛苦的1921》。

然而，事物都是辩证的。整体的痛苦并不意味着处处痛苦，正像一般被看做“十年浩劫”的“文革”，在有些人的记忆中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1921的中国，也造就了几个“赢家”。

第一个赢家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进入民国时代不久，中国就遇到了1914一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恢复了19世纪以来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对市场的保护。交战列强全神贯注于战争和战后的讨价还价，而中央政府又无力垄断和领导全国的经济，于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迎来了它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自1912至1920年，中国工业增长率达到13.8%，如此快速的发展节奏，在1953至1957年第一个共和国五年计划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外贸入超由战前的二亿多海关两，减少到1919年的一千六百多万两。民族资本1912-1919年八年的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投资的总和。现代中国银行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蓬勃发展起来的。仅仅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银行。1913年，上海有钱庄31家，至1920年，达到71家，控制银元770万，是战前的五倍多。至1921年底，上海已建立起140家交易所，其中“金业交易所之标金行市，具有影响世界银市及外汇之势力”。纺纱业发展迅猛，仅1921年创办的就有王克敏的天津裕大纱厂，姚锡丹等的崇明大通纺织公司，史量才等的上海民生纱厂，许松春的上海永予纱厂，唐深谦等的无锡庆丰纱厂，方寿颐等的无锡予康纱厂，陈玉亭等的上海伟通纺织公司，穆抒斋等的上海恒大纱厂等。著名的荣氏家族的两兄弟——荣宗敬（1873-1938）和荣德生（1875-1952）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建福新厂，在1914至1920年间又办了八个新厂，至1921年，荣氏兄弟在无锡集股创办申新纺织公司第三厂，发展成无锡规模最大的纺织厂。此外，1921年还涌现出一系列面粉公司、精盐公司、造纸公司、粮油交易所、煤矿公司、土产进出口公司、信托公司等，中国由面粉输人国变成了输出国。铁路、通讯和其他重工业也有明显发展。工商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膨胀和其地位的上升。

可以看出，越是现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的膨胀速度就越快。民族工商业的长足进步，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拥有自己“话语权”的欲望。1920年，在一个晚餐会的基础上，北京的现代银行家联合会成立了。至年底，全国银行总会创立。1921年，创刊了《银行月刊》和上海总商会月报。在1921年总商会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上，汤富福为参政问题发出呼吁：“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救世主……”

“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与灾祸频仍、兵荒马乱的黑暗现实发生矛盾。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英明的中央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才能保证这个五灾俱全的国家迅速进入“现代”，才能统一市场，统一贸易税收制度，统一民族的经济实力，使得民族富强，国家昌盛。这个国家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没有钱，而是钱的分配、流通和使用极不“合理”。六七年以后，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建立了一个极权政府，他的主要盟友并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资产阶级“右翼”，而恰恰是那些最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的人士。后来，又是这些人士离开了蒋介石，投向了共产党，因为他们发现蒋介石的政府还远不够“英明而强有力”，远远不能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快车道。所以，1921年，作为一个赢家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其实也在企盼和呼唤着另一个赢家的出现。只是它还不懂，那另一个赢家，正是它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