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第2/8页）

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是互相配合的。时至晋代，“清途”面向士族权贵的色彩更为鲜明，诸官职中别有“清官”，诸仕途中别有“清途”的观念，也日益明确。据《三国志·魏书·何夔传》注引《晋诸公赞》，言何遵“少经清职”；同书《邢颙传》注引《晋诸公赞》，记邢乔“历清职，元康中与刘涣俱为尚书吏部郎”；同书《韩暨传》注引《晋诸公赞》，记韩寿“早历清职，惠帝践阼，为散骑常侍”；又《晋书·何曾传》，记何蒿“少历清官，领著作郎”；同书《温峤传》，记温放之“少历清官，累至给事黄门侍郎”；又《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太康起居注》，记王冲为“尚书郎中，虽在清途”；《北堂书钞》卷六六引《齐王司马攸与山涛书》：“(太子)洗马，今之清选”，“(太子)舍人，今之清选也”。西晋虽然仍未完全形成严格的官职清浊分途之制，士族门阀也仍然未把“清途”诸官完全垄断，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给事中、给事冗从、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东宫官等等官职，毕竟已经形成了高门权贵习惯经由的入仕荣途。《太平御览》卷二二一《束晳集》：“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降损。”从“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一语可知，“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一类“清官”要求以中正之高品作为资格，而“帝室茂亲”、“贵游子弟”，却大抵才行无可称述却可“悉从高品”，由此步入“清途”。九品中正制与“清途”的配合，成了士族门阀入仕的康庄大道。

可以这样概括，九品中正制是“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与制度化。必须指出，九品中正制优遇士族门阀，可是它与任子制、门荫制、恩荫制等等绝不相同。前者形式上中正必须征诸“乡论”、“清议”，考校士人“功德材行所任”，而后者入仕资格的确认则仅仅在于父祖的官位品阶。我们已经指出，可以把“士族”视为名士与官族的合一，他们并不同于汉世金、张、许、史一类世族贵戚。后者纯是权势与亲缘的结合，前者却有鲜明的文化性质。九品中正制恰恰反映了士族的这一特征。我们也已经指出，“清途”也有同样特征。士族所习居之“清官”，大抵是那些侍从顾问、文翰著述性的、需要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担任的官职，这“清”原是从文化素质与文化素养上引申而来的。

所以中古之高门名士，每以“才地”、“人门”并称自矜。王珣欲得西镇，“自计才地，并应在己”；王僧达“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王朝选官，亦核之“才地”、“人门”。吏部郎张绪“以(王)俭人地兼美，宜转秘书丞”；蔡凝称“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王蕴为吏部郎，“一官缺，求者十辈，蕴连状呈宰录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无怨”。又北齐阳休之“多识故事，谙悉氏族，凡所选用，莫不才地俱允”。“才”言其文化之优越，“地”称其门第之崇高。“才地俱允”、“人门兼美”，遂成选官之通例。中古士族以其独特文化素质强化其家族对官位的垄断，因而其文化的一面，又使选官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一部分“择优”形式；当然这“优”又是根据士族特有的标准来衡量的。

在入仕居官特权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之下，业已成为知识群体主体的士族名士，遂可在精神文化生活中自由发展。士族名士，大多为士林领袖，其言论风标足以主导一世之士风；在哲学、文学与艺术上，他们也留下了灿烂的遗产。但其由士族政治所保证的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却严重损害着官僚政治与行政。 “才地”之“才”，所择之“优”，未必是就行政才能而言的。《文选》卷四九注引王隐《晋书》：“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汉代文吏儒生共同构成行政骨干；而由魏入晋，不仅“说法理”之文吏被视为“俗吏”，就连“论经礼”之儒生也被看成“俗生”了。名士王衍“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然“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甚至居选官之职者，亦多此类人物。名士毕卓，终日裸裎酣饮，自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一生矣”，然却得任吏部郎；名士阮咸，任达不拘，而山涛举之居“官人之职”；名士阮放，“常说老庄，不及军国”，得拜吏部郎；名士殷融，“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世务自婴，累迁吏部尚书”；名士张绪，号称有“正始遗风”，“都令史谘详郡县米事，绪萧然直视，不以经怀”，后“迁吏部郎，参掌大选”。领选者尚且如此，其取人亦必同类相求可知。

于是，儒门冷落，玄学昌炽，鄙薄世务、矜高浮诞成为一世之风，魏晋王朝振兴经术的努力终难成功。同时汉末曹魏本、末、名、实之相悖，其弊日深。《晋书·殷浩传》载庾翼语：“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陈寅恪先生曰：“而清谈之误国，正在庙堂执政负有最大之责任之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否则林泉隐逸清谈玄理，乃其分内应有之事，纵无益国计民生，亦必不致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也!”(2)其论极为公允精当。由此正见“庙堂执政综理世务”与“林泉隐逸清谈玄理”之间难以协调，士族名士与行政官僚二重角色之间难以协调。

二、两种选官倾向的冲突

在西晋前期，王朝官僚对选官问题有过一番讨论。在讨论之中，九品中正制遭到了激烈批评，所谓“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其部分论点，在前一节我们已经作了引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这些论者，几乎一致赞扬与推重“乡举里选”，即察举制度。试述如下：

刘毅，奏上了著名的《请废九品疏》，斥责九品中正制“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同时又对前古贡士之法予以盛赞：“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见《晋书·刘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