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受命回国（第3/8页）

他最大的压力是孤独。他经常回忆在美国那些善待过他的人们。接着另一个可怕的打击接踵而来：安妮·索思盖特去世了。一向身体柔弱的她最终因为一种难以名状又痛苦万分的疾病倒下了，大夫们通过蚂蟥吸血和放血等办法为她治疗，但还是没能救得了她。1887年2月4日，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给詹姆斯·索思盖特回了一封信：

得知安妮小姐离世，内心悲痛万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道她在天国会比在人间过得更好，又是十分欣慰。毫无疑问，热爱上帝的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将得到善果。愿上帝给你们以慰藉，用他的慈爱和恩惠支撑你们的心灵。此生任务完成之后，我们都将在那幸福的彼岸与她重逢，永不分开。安妮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基督圣徒之心给我树立了榜样，值得在此一提。离开美国时，我想不到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种事情，以致没能在约旦河的此岸与她做最后的道别。一想到上帝从我们这里摘下并带走了这朵最美的花，心中悲痛至极。不过，这朵花现在正在天国里上帝的花园中盛开。睡在上帝怀里的人有福了。能将世间悲痛化为天国欢乐之人将得到三倍的幸福。愿上帝让我们远离罪恶和脆弱，并最终将我们带到他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将与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重逢，与基督永不分离。

后来，查理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有一天他正在上海，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突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熟人：曾在波士顿留学的牛尚周。

得知查理的苦恼之后，牛尚周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让查理娶个老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他还自告奋勇当起了媒人。他心中甚至还有了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他年方19岁的小姨子。

牛尚周当时刚结婚不久，妻子出身于中国最古老、最显赫的基督教家族。这个家族是明朝一位宰相[3]的嫡系后人。1601年，这位宰相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4]施洗，入了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还是一位圣公会教徒。相处日久，她最终嫁给了倪先生，自己也变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妇生了三个女儿，倪夫人为每个女儿都裹了脚，以保持其纯真之美。然而，最小的女儿在裹脚时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发起了高烧，倪氏夫妇也只好作罢。由于排行第三，婚嫁之事对家庭影响不大，所以之后也就再没有让她把脚给裹上。不过，这样一来，再也不会有哪个乡绅的孩子会考虑娶她为妻了。

这只“丑小鸭”名叫倪桂珍[5]。她长大后，身为学者的父亲高兴地发现，虽然她有一双大脚，却非常喜欢读书。从5岁起，家里便请了一位老师教她认字。其他姑娘们学习女红的时候，她则在练习书法，阅读古代经典著作。8岁时，倪桂珍进入上海妇女联合救济会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14岁时因成绩优异，进入位于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学校读高中，17岁毕业。她精于数学，还会弹钢琴。当时，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眼里，钢琴还是一种陌生的外来乐器。

倪桂珍女士的大姐与从波士顿学成回国的牛尚周十分般配，经过一番说合，便被明媒正娶过了门。牛尚周的表兄兼知己温秉忠也在那时从波士顿回国。在牛尚周娶了大小姐之后不久，温秉忠又娶了二小姐。现在只剩下小妹还待字闺中。她没有裹脚，接受过西式教育，还喜欢弹钢琴——这些特质都决定了不可能有哪个正统的中国男人会愿意娶她为妻。

如果说倪桂珍不太好找婆家的话，那么查理想娶老婆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温秉忠和牛尚周安排查理跟他们一起去教堂，因为倪小姐也会去那里参加唱诗班。那个星期日，初次见到倪小姐的查理眼前一亮，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他感到非常满意。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姑娘相貌平平，双颊饱满，目光柔和，眉毛齐整。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头平整的黑发在后脑勺处挽了一个发髻，一侧的耳旁还挂着一小串细细的珍珠。倪桂珍那时19岁，比查理小两岁。她身高不到5英尺，跟查理差不多高。她虽没有天赋的美貌，却浑身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气质和个性。

当日下午，又有人在倪小姐的母亲面前把查理的优秀品质大赞特赞了一番。稍经斟酌，倪老夫人宣布，她同意这门亲事。

婚礼于1887年仲夏举行。先是由传教士里德牧师主持，在教堂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仪式，然后便遵照中国传统，开始了喧哗热闹的上海式家庭宴会。酒桌上摆上了数十道菜肴和整坛整坛的高粱酒，参加宴席的有数百位亲朋好友，及其他很多查理不认识的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显贵人物或与徐家同业，或通过商界、银行业、军方乃至皇亲国戚等渠道，与查理的岳父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微微打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查理的家人是否从海南赶来参加了婚礼。不过，由于潮州帮在上海公共租界实力强大，因此，即便是查理的父亲或兄长来上海参加了婚礼也不足为怪。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确实离得太远了。如果是在几年前，依照查理的个性，一定会在给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们的信中公开提到自己的家庭。但此时此刻，他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缄口不言，到底是何原因，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婚礼结束后，查理带着新娘子回到了昆山。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开始互相了解对方。查理的生活进入了甜蜜时期，但他的薪水不高。现在虽然有两张嘴巴要吃饭，可查理的薪水每月仍然不到15美元。按照习俗，查理的新娘子出嫁时，家境豪阔的娘家给她陪嫁了数额巨大（具体数目不详）的嫁妆，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薪水不足的问题。这些嫁妆是他宝贵的创业启动资金。与她家族联姻还使得查理能够有资格进入与等级森严的英国贵族差不多的社交圈。到此时为止，查理在上海既有了地位，又有了知名度，他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带来的各种机会。

他在范德堡大学的同学步惠廉目睹了查理的蜕变，正是得益于步惠廉的记叙，我们才能了解查理在这个时期的很多生活细节。1887年10月，步惠廉乘坐蒸汽船抵达上海，准备去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监理会布道团第二届年会。身材高大、满身肥肉的步惠廉还留着络腮胡子，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他发现来参加年会的同行里有一位身穿黑绸长袍、头戴瓜皮帽的中国人。直到林乐知博士给他做了介绍，步惠廉才认出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