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第4/10页）

1932年3月3日双方停火之后，将近60万人成了难民，贸易完全中断，关税收入下降了75%。另外约有900家工厂和商铺毁于战火或处于停业状态，总损失达1.7亿美元。

宋子文对日军进攻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并由此做出了一些危险的结论。“如果让中国在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这番颇为大胆的言论是他于1932年3月在接受卡尔·冯·威甘德采访时说的，这让他直接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这种话从这位富有的金融家兼财政部部长的口中说出来，起到的反偶像崇拜的作用更大。在文章一开头，冯·威甘德就指出，由于子文拥有大量的财富，他被称为“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

我们坐在上海法租界内他那座金碧辉煌的别墅的会客厅里。别墅四周围着12英尺高的院墙。两座大门都是用厚厚的纯铁打造，门上连一个小洞都没有，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院子里有8个持枪的警卫，其中两人肩上还挎着短筒防暴枪。他们的口袋里都鼓鼓囊囊的，我敢肯定里面装的不是苹果。

由于激动和怨恨，宋先生的声音有点颤抖。他这个人平日里就很少说话，更不用说在公开场合了。

“你看看，中国难道不是正在被逼入绝境吗？而世人却袖手旁观，一点儿也不愿意帮中国的忙。”

这里所说的“世人”，很显然指的就是国际联盟。

“中国已经受到侵略——满洲里和上海都遭到了侵略。而侵略中国的国家不仅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还是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非战公约》及《九国条约》的签署国。”

“在满洲里和上海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开战之前以及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没有按照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中规定的原则进行交涉。”

“他们从未正式宣战，但战争还是打起来了——在满洲里，他们是打着‘剿匪’的幌子，而在上海则是无耻地声称要‘保护自己的国民’。后来，侵略者又把这件事称为‘上海事件’，还一度称之为‘紧急状态’。”

“现在我们可知道未来的战争会叫什么名字了。”

“‘上海事件’——没错，确实是一次‘事件’，一次导致一万两千余人伤亡、损坏上亿元资产、致使整个上海商界瘫痪数星期的‘事件’。国际联盟和其他大国就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甚至还允许日本人把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

“如果中国为了国家统一并免遭外国军事统治而转向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的话，你会感到惊讶吗？”

当大家都心急如焚的时候，蒋介石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了共产党身上。他现在仍需为自己的“剿匪行动”提供经费。

子文担心，把目光只盯在共产党身上会让蒋介石忽视日本可能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得到许多金融大亨和留洋归国的专业人士的赞同。1932年春，这些人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名为“反内战同盟”的组织。子文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该同盟的会议，但他说，该同盟是“由民族的有识之士组成的”，其“势力正在迅速增大，很快就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宣告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合法的行为”。该同盟承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把钱用在打内战，而不是抵抗外国（日本）侵略上的话，他们将停止给它提供一切经费。

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古老而棘手的话题，在共产党和蒋介石政权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存在。无论政府面对的内部敌人是“拳匪”、太平天国义军还是哪个地方的“土匪”，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任何政权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使中国免受外来侵略。但是，在如何定义什么是“外来”的问题上，同盟内部产生了分歧。该同盟成员都是上海各界的精英分子，其中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是苏俄势力在中国的延伸，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运动。于是，关于他们到底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问题被提交给了该同盟的常务委员会。把持常委会的是杜月笙和坐“上海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这两位富有的慈善家。委员长刚任命杜月笙担任“剿匪总负责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常委会最终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后来由于又受到一些其他挫折，该同盟也就半途夭折了。

子文对这种情况非常反感，像哈姆雷特那样思考了几周后，他决定再次提出辞职。机会马上就出现了。

正如大卫王把拔示巴[2]的丈夫打发到前线作战一样，委员长把英勇善战的十九路军调到了遥远的福建省去对付那里的共产党，这样可以使自己摆脱掉这支在上海保卫战中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的作战部队。很显然，蒋介石对它的英雄行为又妒又恨，他正准备再次对红军游击队在深山中的根据地发动进攻，可以借此机会派十九路军到前线去，让它被红军吃掉。

调离十九路军就削弱了上海的防御力量，引起了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极大不满。这正好给了子文一个现成的能打动他那些金融界同僚们的理由，于是他便于1932年6月4日提交了辞呈。

此时的子文暂时处于上风，他在筹款方面很有一套，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两人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如果能把子文从行政院副院长升为行政院院长，他还可以继续兼任财政部部长。这意味着汪精卫必须让位。子文还设计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同意用部分鸦片收入来支付政府沉重的军费开支。

根据商定，能屈能伸的汪精卫于1932年10月宣布自己因病将去国外“就医”。子文当上了行政院代院长，影响力比以前更大了，于是他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再次发起抗日运动。

日本人目前已经占领了满洲里，接下来，他们很可能以消灭共产党的名义侵犯附近的热河、察哈尔和河北等省份[3]。子文号召人们起来阻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还号召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抵制日货，并再次谴责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满洲里和上海的行为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日本人果真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热河发动进攻，在1月飞到热河组织部队抵抗的是子文，而不是蒋介石。陪他一起去的还有少帅张学良。

子文在财政方面虽然比较保守，但从热河回来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组织上海的银行家们开会，又发行了一批债券，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购买对日作战的武器装备和发放军饷。委员长很快便出手加以阻挠，驻扎在热河省会的中国军队一仗都没打就被蒋介石撤走了。随后，为了让子文老实点儿，汪精卫的政治病奇迹般地“治愈”了，并返回国内继续担任他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并且还与日本人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再次回到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位子上的子文发现自己所有的收获都变成了泡影，蒋介石又一次欺骗了他。1933年5月31日签署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是把热河省旁边的河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