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西安事变（第4/4页）

进入这个房间里的还有周恩来。张学良把他向蒋夫人做了介绍，周恩来显得精明干练，彬彬有礼。24日和25日这两天，周恩来与委员长谈了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周恩来在讲话。由于他们曾在黄埔军校共事的关系，周恩来称蒋介石“校长”。蒋介石在事后提到这次会晤时，称周恩来是他见过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在另一个场合，他还曾动情地向周恩来“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在这里指的是周恩来出面与铁腕人物杨虎城交涉，向杨保证他会从子文那里拿到一笔钱离开中国远走他乡，从而最终说服杨虎城放了蒋介石。周恩来这么做算是救了蒋介石一命。此外，他这么做显然也是出于共产党政策的考虑：如果要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吸纳更多的国民党右派加入其中，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要蒋介石来担任这个联合战线的名誉领袖。

蒋夫人对周恩来对国家事务的理解也颇为赞许。据说有一次周恩来曾肯定地对她说：“在当前时期，除委员长外，再无第二个人能担任这个国家的领袖。”周恩来向来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进一步补充说：“我们没有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的抵抗不够坚决，或者说做出的反应还不够迅速。”蒋夫人回答说，将来国内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她态度坚决地对周恩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到底在西安转手了多少钱，从未有人透露过，这也并不重要。宋子文当时是除杜月笙之外中国最富有的人，排在第三、第四位的分别是孔家和蒋家。他们对钱并不像那些绑架者们那样看得那么重要。

下午三点，委员长和他的随从们，还有少帅张学良，一起离开那栋平房，驱车前往机场。飞机轰鸣着飞向狂风肆虐的天空，他们回到南京时，正赶上庆祝1937年的新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蒋介石逃过一劫这件事被他的崇拜者们理解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亨利·卢斯不失时机地宣布委员长和蒋夫人将成为1937年的年度杰出人物。卢斯把两人的照片刊登在1938年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标题为“年度最佳夫妻搭档”。蒋宋美龄在国际上的名气更大了。据美国外交家约翰·帕顿·戴维斯说，在西安的时候，中国的第一夫人就表现出自己具有“一种不凡的气质，要是在古代，当个皇帝也是绰绰有余”。关于这种言论卢斯旗下的媒体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少报道的。

本次不同寻常的事件还有一个尾声。张学良选择跟随委员长一同回到南京无疑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悲观主义者认为他这么做实在是太傻了。为了不丢面子，蒋委员长和夫人后来把自己在这次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描述得天花乱坠，毛泽东对此嗤之以鼻，把他们的描述称为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有趣样本”。

张学良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自首，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西安转到自己的身上，这样做有助于避免产生任何余波，并且通过委屈自己，也帮蒋介石挽回了面子。

张学良勇敢地承担了人们对西安事变的全部指责，这样便把蒋介石在民众面前的狼狈洗得一干二净，把责任都转嫁到了自己身上。（有意思的是，张学良被安置在宋子文在南京的家中。）通过促成建立人们期盼已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后来失败了），张学良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其程度仅次于宋氏家族的成员和杜月笙，他跟宋子文和美龄的关系更是变得非同寻常。但因为深受其辱，再加上张学良又破坏了其粉碎共产党的梦想，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没有原谅他。这件事甚至萦绕在国民党人心头达数十年之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开端。蒋介石一定也感觉到这位年轻的东北军将领显示出了很多领袖气质，有朝一日可能取代自己的位置。于是，蒋介石没有放他回去，而是将其软禁起来，交给戴笠看管。

1937年春，蒋介石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虔诚地说：“要记住，基督叮嘱我们：饶恕那些对我们犯下罪孽的人七十个七次。我认为，在悔改之后，可以允许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包括子文在内的很多朋友试图争取释放少帅，不过最终没有成功。委员长给这位绑架他的人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却使他终生受到严密的监视。据说在被软禁的数十年里，张学良一直在研究明史。

尽管有蒋介石在耶稣受难日那天的赦免令，少帅的同谋者杨虎城将军从欧洲流亡回国之后，还是被抓进了大牢，在戴笠设在重庆附近的一个特别集中营里被关押了11年。他的妻子绝食抗议，最终被饿死了。

多年之后，宋庆龄如此总结蒋介石被绑一事：“张学良做得没错。如果我处在他的位子上也会这么做，只不过我可能会走得更远！”

[1]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军将领，曾私通英军，后逃往英国。帕特里克·亨利：美国政治家，鼓吹北美殖民地团结起来反抗英国统治，其传世名言即为“不自由，毋宁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