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一代明君，开创大唐盛世（第2/10页）

李世民十分爱惜人才，在初期的时候招揽了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忠直廉洁之士，其他的如李勣、李靖等，可谓是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在选贤任能的时候，不计出身、不问恩怨。他采用了李建成旧部魏征、尉迟恭等，魏征当过道士，曾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向太子提议过杀害李世民；尉迟恭当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得到重用。李世民鼓励臣子直谏，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魏征死后，李世民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除了爱惜人才，李世民还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他认为只有选用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他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前朝一直实行“三省六部制”，但是到了李世民统治时期，三省的职权划分开始显露出分权原则，也就是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出不慎重的决定。他派李靖等人作为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亲自挑选刺史等地方官。他还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随时召见，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一时间政治清明，基本没有贪污的官吏，官员一心为公，各安本份，滥用职权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最为可贵的是，李世民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现象，而是以身作则，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土壤。

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注重法治，他说：“国家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而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所以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李世民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贞观律制定出来后，李世民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严明和稳定，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执法时铁面无私，但在量刑时他又反复思考，他说：“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执法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由于李世民的良苦用心，贞观年间的法治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人更少。死刑犯被准许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这些囚犯全部信守承诺回来了，没有一个人逃亡。

李世民十分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从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很伟大，因此非常重视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经常对朝臣和子孙说：“百姓就像水，国君就像船，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在即位之初，李世民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他十分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由于常年征战，李世民患上了气疾，不适合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为了不征发徭役，所以一直没有修建新的宫殿，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李世民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使农民可以安心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李世民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他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李世民招抚流亡者回乡，授田给予耕作。关中连年灾荒，他开仓赈济灾民，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的子女。

“重农抑商”一直是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级。唐太宗李世民不但不歧视商业，还给予了许多便利的条件。在他的倡导下，新兴的商业城市如同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当时世界有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大唐帝国的领土上。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扬州、益州、西北的沙州、凉州等。唐朝的强盛使得国家的开放程度很高，陆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成为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这条商业通道在大唐帝国时达到了最高的使用价值，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作为一个爱书之人，李世民组织文人儒士修订诸经正义和史籍，让孔颖达等人修订《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设立了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在京设立弘文馆，征集到图书两万余卷。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的国子监，聘请名儒出任老师，学生有上万人，除了本国的学生，唐朝的学校还接受高句丽、高昌、新罗、吐蕃、日本等地的学生来华求学，使得唐代的学术文化传播四方。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很好地对待少数民族。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当时的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尊号天可汗，四海皆臣服

贞观年间，是唐朝开疆拓土最为猛烈的时期，也是大获全胜的时期，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用兵的胜利，奠定了大唐江山三百年的基业。

唐朝初期，北方的突厥国还很强大，时常出兵南下骚扰。贞观元年，东突厥的可汗趁着李世民即位之初，率领十万大军进犯。李世民当时正全力消灭地方的割据势力，对突厥的进军采取守势。不过，对方太过猖獗，完全不把唐朝放在眼里，他也认识到自己不能退缩。李世民召集军队，亲自带兵出长安城，来到突厥的兵营。突厥的可汗在营中听说唐朝天子来了，立即骑马出营。李世民见突厥可汗出来了，就指责他违背约定。唐军陆续到来，一时旌旗蔽野，突厥可汗面有惧色。李世民挥挥手让军队退下布阵，独自留下来同突厥可汗对话。萧瑀担心唐太宗轻敌，就在马前劝谏，要他回去。李世民对萧瑀说：“突厥之所以敢倾国而来，是觉得我们内部不稳，没有力量抵御他们，如果我们示弱，敌人就会纵兵进攻，我们就处于劣势了，所以我想先发制人，以表示对他们毫不畏惧，让军队在周围布阵，表示我们决心决一死战，现在我独自一人前去跟他谈判，他肯定会心生疑惑，不敢肆意妄为，制服突厥，在此一举，你不信就等着看吧。”果然，突厥可汗向李世民请和，两人在河边杀了白马，歃血为盟。唐朝赠给突厥金帛，突厥可汗赠给唐朝骏马三千匹、羊万只，并答应不再进犯唐朝，然后带着兵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