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答彭晓芸问（第2/3页）

袁世凯是直隶总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不但与张之洞联手，促请清政府当机立断，废除了科举，而且他领导下的直隶的教育发展是走在全国前面的。1902年直隶已经有6间大学和高等学堂。这在全国很少见，广东高等教育就比它落后，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比他们落后。1902年，废除科举之前三年，直隶已有4千多个小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外，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官制方面，他也走在前面。义和团事件之后，天津被八国联军占领了，交还时规定中国不得在这里驻军，袁世凯就编练了3000警察，你不准我驻军我总可以有警察吧？警察进去，一下子将这个地方管住了，中国的警察制度就是从那个时候发端的。更为重要的是勇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中国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县议事会是1907年8月18日成立的天津县议事会；县董事会则是它的行政机关。相应地他率先在直隶建立新式的司法机关，强调“司法独立，万国通例”，中国也要走这条路。与此同时，他裁撤靠需索百姓为生的众多门丁、差役，改用有固定薪金的精干的书吏、衙役；裁撤官员的陋规，同时改善他们的待遇，如此等等，努力建设一个新式的政府机关。

在经济建设方面，脍炙人口的修建京张铁路的故事，袁世凯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从利用铁路余利修路，到全部依靠中国人自己修建，决策者都是袁世凯。他为抵制英国人霸占开平煤矿而开办滦州煤矿，为解决北京饮用水的水质问题而倡办自来水公司，如此等等，为数不少，有益国计民生。

第六件工作，是当民国总统。

他当上总统以后，还是有不少建树。

首先是稳定了全国局势，五年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在一次天崩地裂的革命后和列强虎视眈眈、频频挑衅的状况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扭转了辛亥革命后财政混乱的局面。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财政体系崩溃，赤字高达3亿多元，中央财政库存剩下9万多元。袁世凯起用周学熙等理财，1915年实现了财政平衡，堪称奇迹。

此外，着手统一币制；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立法、修法，减免一些不恰当的税收；如此等等，延续了清末新政，为民国初年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行政体制方面，他顶住国民党很多人的反对，推行军政分开，认为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坚持军队和民政机构要分开，分别设置民政长和督军。这些都做得不错。

此外，他非常勤政，重用留洋归来的青年才俊，口碑甚好。

彭晓芸：对于袁世凯的外交策略，似乎评价很不一样，有的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而曾经做过袁世凯英文秘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则对他评价颇高，他在书中写道：“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颇有外交手腕的领导人。”您同意这种看法吗？他为什么给袁世凯如此高的评价？

袁伟时：首先不要用过去的框框说他是卖国贼，他还是力图维护国家主权的。顾维钧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问题在“二十一条”，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大体有个共识：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卖国贼，他有妥协、让步，但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力图减少损失。日本提出来的“二十一条”里面分5大项，第5项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在一些地方的警察“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另外“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需在日本采办，或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实际是要求完全控制中国。对这些袁世凯坚决拒绝谈判。当时他问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是打的话陆军能支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支持48小时。48小时以后怎么办？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损失，包括让世界各个政府给日本施加压力。

当时欧战正酣，各国无力帮助中国。袁世凯指示外交总长陆徴祥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宗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到六点，其中礼节性的东西又占了很多时间。这样会谈从一月拖到五月，迫于日本的最后通牒，袁政府在修改后的文本上签了字。有损失，但是也减少了很多损失。

彭晓芸：您的意思是，袁世凯是在压力之下，衡量了力量对比之后有坚持、有退让，尽量减少损失的一种外交策略，最终无奈签订了“二十一条”。这种做法究竟该怎么评价？算不算“卖国贼”？

袁伟时：评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忽视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情境。当时有的国民党领袖冀图趁机争取日本援助，主动答应出让很多利权；但日本当局认为他没有实力，不屑与他合作。国民党内部以黄兴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提出：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不要再挑起事端。同时日本人要求保密，不要泄露出来，但是袁世凯想尽办法把这些事情传出去，让美国和其他列强知道内情，让他们对日本施加压力，也鼓动舆论批判日本，在复杂情况下减少了损失。对其中损害主权很厉害的条款则坚决抵制，绝不谈判。相比之下，袁世凯的骨头似乎不是特别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不能说他是卖国求荣。

专制制度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彭晓芸：那么，您认为袁世凯对历史造成的罪恶，主要是什么？您认为造成他的这些罪恶的历史原因和他的个人原因分别是什么？

袁伟时：民国以后，袁世凯确实有罪过，一个是暗杀宋教仁，一个是复辟帝制，这两条是袁世凯真正的罪恶。

为什么会暗杀宋教仁？袁世凯不过是专制体制下有改革思想的大臣，辛亥革命后他宣誓接受民主共和制度，实际上思想观念没有彻底转变，不是什么中国的华盛顿。当他感到宋教仁咄咄逼人，冀图当国务总理，从他手中夺取实权的时候，他不愿意让出手中的大权，就采用暗杀手段铲除这个威胁。

袁世凯本来就是专制体系下的一个人，你用恰当的方式推动他，用恰当的制度牵制他，他有可能变成民主共和制下面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要是弄得不好他会退出去。袁世凯在十字路口上。不幸，国民党有些重大问题处理不恰当，把他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蓄意从他手中夺权对不对？二是暗杀罪行发生后，应该怎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