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第2/4页）

维护大学应有之自由传统与学术水准

检视历史，人们无不惊叹新文化运动中有那么多青年学生破土而出，迅速成长为杰出人才。首要原因在于有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环境。想当年，蔡元培不但拨给经费，放手让傅斯年等学生们去创办包括《新潮》在内的各种刊物，而且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向执政当局打小报告，攻击《新青年》和《新潮》如何“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93 之际，他又挺身而出，在给教育总长的复信中义正词严维护学术和思想、言论自由：“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94

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负责校务的蒋梦麟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以致蒋梦麟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两人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年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95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96 正是有一批教授和校长坚持大学独立的观念，即使在专制统治的淫威下，还是出现了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学术净土。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蒋介石提出要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97 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他们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变本加厉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他挺身而出，努力营救被捕师生，并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这位、那位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义正词严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98

国民党政府下令大学一年级的新生都要读《三民主义》，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后则将之剔除；也不准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内公开建立组织。“像政治系萨孟武教授一直批评法统，撒布民主法治的种子……他的所言当然使当局头痛，但因傅斯年的关系，萨孟武还是可以一直教下去。不过傅死后党团进入校园，一切就改观了。”99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100

这些言行，凸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淫威下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高大形象。与此同时，特别是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大陆的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被视为反动言论而横遭批判，学校“兼警察任务”司空见惯，国家和知识阶层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在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101 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台湾有家报刊写道：“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102 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在他看来，当时的大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103 “若是把办学当作买卖做，尚不是最坏的；若当作走狗制造场，乃是乱国害政之大源。”104 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105 。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