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十世纪（第2/3页）

3·18事件其实是用极端的口号蛊惑学生，冲击正常外交交涉酿造成的恶果。起因本来是军阀之间的矛盾，1926年3月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联合进击国民军，日军军舰冀图带领奉系的军舰运送直系部队在大沽口登陆，国民军开炮，引起各国抗议。通过交涉已经达成妥协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鼓动学生上街，提出很激进的口号。

共产党人，以李大钊他们为代表，你说他没有理想？不是，有理想。你说他为人坏？不坏，特别是李大钊，我研究过他的东西，很善良的一个人，很忠厚的一个人。但是在极端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提出了很多很极端的口号。比如开关税会议要收回关税主权，他说不，我们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非常彻底，但是中国有这样的力量吗？你要是有这样的力量不用喊口号，就可以很自然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没有力量的一个弱国，一步步地废除，行不行？当时还提出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驱逐出北京，非常革命，非常可爱，也非常愚蠢！

20世纪20年代流行全国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两个基本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当时一部流传很广的书是漆树芬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经济》。现在重读这部书，将近一百年了，他讲的那些东西是非常片面的，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一下，是非就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的主要行业有很多外资，我们的外贸至今还有一半左右是外资和合资企业占有的。你能说今天的中国是殖民地吗？另外，即使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极不平等的状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也是不断发展的。

1925年10月26日关税会议开幕的时候，他们也鼓动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代表甚至提出：中国的关税权是被外国武力夺走的，“依武力剥夺而去的，还须用武力夺回来”。这样的情况下一再冲突，到最后就酿成了3·18事件。最主要的是，在那种极端思潮下，背后有不上场的俄国佬鼓动、操纵，还有头脑简单的冯玉祥支配下的国民军上场，结果把段祺瑞赶下台了。军队包围执政府和他的住宅，迫使段祺瑞在4月19日宣布辞职。他的辞职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和平收回主权和改革的路中断。原来商量好1929年1月1日实现关税自主，达成协议了，但是没有办法最后签字。国民党北伐，建立了全国政权，继承了这个成果，仍然在1929年1月1日收回关税自主权。但政治上是一个专制政府在执政，肆意侵犯自由，民主进程大大推迟。我想这一个又是非常沉痛的教训。

还有一个第三次的打击，1946年的政协决议，是20世纪挽救中国宪政最后一次机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极都不愿意退让，眼睛都盯着权力，盯着政权，就是没有盯着中国人的自由、中国人的权利。两边都说自己有理，谁没有理，其实那些都是小道理，最大的道理没有受到尊重。以后的历史都是1946年失败的恶果，具体就不用说了。

从这三次打击得出什么教训？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很多理论上的问题需要答复。

首先是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19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再走错路，根本原因是对时代认识不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年代。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个过程不合理的一面、强权的一面，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压迫我们的一面。

资本追求的是通商、利润、拓展世界市场，和平通商达不到目的，就用血与火开路。历史以铁血开路的，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怎么应对？日本人半成功，中国人完全失败。这里面就是由于对全球化的时代认识不清，“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与你们贸易不过是大皇帝的恩典！这样的愚昧思想至今还有市场。新老左派仍然想出各种离奇古怪的理由在经济和文化乃至学术领域“反对帝国主义”，反“殖民化”！

中国政府2001年毅然参加WTO，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终于认识到这一条了。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还是不断有人要抵抗、反对。

说得更彻底一些，我想现在的时代不但是全球化时代，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迈向大同年代了？今后的一百年，世界大战不可能了，国与国的战争即使有也是很小规模的，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能了。中国跟日本打不起来了，中国跟美国打不起来了，欧洲更加不可能再打了。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承认世界走向一体化，而且世界管理委员会或者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已经涌现出来了：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国际法院，还有联合国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是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各种各样的举动，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我想就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了。现在民族主义思潮那么厉害，怎么化解？不从这个背景上，从整个时代的性质上，彻底去化解，彻底去剖析，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我们面对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极端的思潮兴风作浪。随之而来有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知识阶层怎样认识自己。江平先生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坚持独立性、批判性，这非常正确。历来界定知识分子的特性都坚持这两条。独立性，批判性，绝对不能丢。但是为了化解极端思潮，我认为应该加一个建设性。作为文学语言来讲，村上春树所讲大墙与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那边，完全正确。知识分子是政府的监督者、批判者，这是对的，但有没有合作的一面？从江平先生，还有不久前过世的我们非常尊敬的蔡定剑教授的实践来讲，也有跟政府有合作的一面。既然纳税人拿出20%—30%的GDP来组建一个政府，为什么当它施政正确的时候，我们除了监督它、批判它，不能跟它合作办事？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蔡定剑教授和各个地方的党委、政府合作，推进党的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工作，推动地方政府民主化，我认为是对的，正确的。江平先生在中国政府的立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参与那些立法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生活在转型社会，面对一个转型政府，它有很多专政的习惯和作为，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和平转变为现代政府？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转变为现代社会？我想这不能含糊。要是强调这个过程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达到，除了批评和监督以外，不能否认建设性。又如吴敬琏教授参与过很多次党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他在里面起的作用是很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参与这个工作，尽可能地想办法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宪政的道路。对这些人的努力，我们应该非常尊敬。所以我认为对知识分子性质要有全面的认识。当然，肯定建设性，不排除有些人愿意选择做永远的反对派，以批判和监督为终身职志。社会需要分工，需要多样性；人各有志，各自努力，都是对社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