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答《深圳商报》特约记者汤万君、魏甫华先生（第3/4页）

问：您最近的研究有一个转向，就是对宪政问题的关注，例如您近两年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的《政治策略与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2000年第6期），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2001年2月号）。

袁：《政治策略和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是1998年的旧作，是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的一部分。1997年，中国有两个大回归：一是香港回归；另一是全国人大批准经过重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罪行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三个基本原则完整地写在其中，是意义不亚于前者的向现代刑法回归，是向清末新政制定的《大清新刑律》的基本原则回归。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有些法律学者在阐述这次修改刑法的意义时，居然认为这是现代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次写入中国刑法。于是，我撰写了《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着重评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法律变革及其深远影响。以此为开端，20世纪中国的制度变革问题，成了我关注的焦点。

制度是国家盛衰的关键。革命、改良或改革都是制度变革的手段。过去研究近代中国，把手段之争作为叙事的中心，那是本末倒置。现代国家终归要实行宪政。保障公民自由和规范政府权力及其运作规则，是宪法的两大基本部分。法治、民主是宪政的工具。离开这些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基本问题，政治家或政客以及武人之间的搏斗，不管口号如何冠冕堂皇，不过是卑劣的权力之争。因此，愚意以为总结中国宪政之路的经验教训，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课题。

经济自由不是孤立的

问：您在清末新政一文中提出，新政的最大成就在于经济自由。

袁：严复在甲午战败后尖锐地作出一个论断：“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也是中国和西方根本差别所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挫折和成就都证明，严复的这些论断是无法反对的常识。说得郑重一点也可叫作：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37年，外国史学家誉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尽管战乱频仍，还发生了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1912—1936年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9.2%；而1894至1913年间，民间产业资本年均增长更高达15.08%。其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就是办企业原来要由政府层层批准，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改为鼓励民间办企业，手续越来越简便，把经济自由还给了公民。新政期间，经济自由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成了经济运作的正常制度。法律和文化教育制度也实现了千年未有的变革：废弃了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废除了科举，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政治体制改革也迈出了第一步：成立了作为国会和省议会基础的资政院和咨议局，并开始推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这个制度在延伸和完善，从而奠立了经济较快发展的制度基础。

当代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同样会感受到，有没有经济自由究竟有什么不同。

当然，经济自由不是孤立的，它与法治是一体两面的，而法治又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保障。说到底是“身贵自由”，现代公民必须是自由人。

问：您认为清末新政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袁：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可以举出不少。

例如，人们对这个政权贪污、腐败成风极为厌恶；满汉矛盾，死到临头，还为小集团的利益算计，弄出一个皇族内阁，为推翻这个政权提供更多口实；侵犯广大群众利益，违法把群众集股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而引发民众怒潮后，又对突发危机处理不当，竟然派兵镇压。如此等等，都是重要原因。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不愿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以反对贪污腐败来说，在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下，没有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独立的舆论监督，没有以法治为后盾的公民权利的伸张，没有权力互相制约的制度设计，靠执政者自己净化自己，无论有多大决心，也只能治标不治本。又以对付突发危机来说，如果有正常的民主制度，以民众为敌的错误措施是不可能实行的。这些都牵涉到政治制度。原有的以统治子民为职志的官员和官府，如果观念不彻底转变，不会心甘情愿受民主和法治制度约束。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要拖到1913年。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大清帝国的江山也就坍塌了。

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是根本而不是策略

问：您在《政治策略》一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守法的执政者，一个是不守法的反对派。

袁：没有多元力量牵制，任何人执政都可能滥用权力。有了良好和正常运作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独裁者也会在重重压力下就范。

袁世凯、段祺瑞是北洋政府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铁腕人物。他们干了不少违法勾当。当时是20世纪中国民间社会发育最好的时期，为什么没有迫使他们走向民主、法治、共和之路？

翻检20世纪的革命文献，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要是夺取政权的方法和策略，如何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即使谈到，也是作为策略去考虑，服务于夺权这个根本目的。

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国民党是最大的反对党。可是，它先是为袁世凯打保票，说他是忠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孙中山干脆放弃政治家的职责，不致力于监督政府，转行做企业家，开出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空头支票。1913年，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多数舆论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凶手已经抓到，凶手与国务院有关官员的来往电信也已搜获并已公诸报端，传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的传票已经发出……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进行“二次革命”。结果一败涂地，反而给袁世凯抓住把柄，取消了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使他失去牵制力量，不但摆脱了被动的困境，而且顺利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