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瓷器泡沫(第3/5页)
1886年,在纽约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只中国瓷瓶,它通体粉釉中夹杂绿釉,被称为“桃花天球瓶”。拍卖竞争激烈,沃尔特斯父子以匿名方式竞拍成功。父子两人的身份被确认,不情愿地成了纽约报纸的头条新闻。那件“桃花天球瓶”的落槌价达到18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令人目瞪口呆的价格,相当于今天的9万美元。《纽约时报》认为,那件瓷瓶的来源令人怀疑。据说在北京时,它以250墨西哥银元出售。因此,那个拍卖落槌价格显得非常荒唐。该报评论道,毕竟,“公众没有拥有‘桃花天球瓶’,也不急于那么做。但是,对于那些厚颜无耻、以引人发笑的方式寻求‘桃花天球瓶’的人,公众赞成他们拥有一两件,使其如华尔街某只股票一样繁荣,让‘桃花’盛开”。几天以后,《纽约时报》再度发声,以模仿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老水手行》口吻,将评论题目恶搞成了《桃花瓶行》,其中诗句如下:
穿越海洋,古董商们怀揣梦想,
穿越海洋,还有那只小红陶罐!
他们仅以50倍成本价,
争先恐后把它甩卖!
在不以为然的读者中,有《纽约太阳报》的所有人、编辑查尔斯·A.达纳。他本人也是一位中国瓷器的收藏家(实际上他的战利品中也有一件桃花瓶)。《纽约太阳报》对桃花瓶及其拥有者给予了热情辩护。它指出,最近,沃尔特斯已发出邀请,让公众参观他蓬勃发展的美术馆。该馆位于巴尔的摩的弗农山地区,与沃尔特斯的豪宅相邻。因此,“桃花天球瓶”将注定成为沃尔特斯美术馆的又一件明星瓷器(1934年,它正式入藏该馆)。从世界范围看,沃尔特斯的收藏在西方私人或公共收藏中属于最佳。而那个“桃花天球瓶”,更使他的收藏锦上添花。
那场拍卖,也标志着“瓷器大泡沫”的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富豪收藏家们竞相买入东亚陶瓷,导致市场价格因收藏品位变化、个人竞争和不确定风险而上蹿下跳,促使成千上万的藏品易手。1894年,沃尔特斯去世。他的遗产中包括有2400件中国陶瓷。后来的世界博览会成为瓷器市场强有力的催化剂。如历史学家沃伦·科恩所叙述,在美国,“费城建城百年纪念活动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引发了大量观众对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关注”。
然而,科恩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人们仍然以西方标准和偏见,苛刻评价东亚绘画和水印画,“亚洲人对逻辑的理解远远超过透视法。西方人对亚洲人的普遍鄙视,影响了对亚洲艺术的认知力。西方人认为,亚洲艺术不同,属于亚洲人,因此低人一等”。然而,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一些美国收藏家领悟到了两个重要事实:在审美方面,远东艺术被看低了;它的市场价值,也同样被低估了。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当行情见好时,有三位买家在收藏中国瓷器方面冲锋在前:能言善辩、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纽约百货商店的创始人本杰明·奥尔特曼,在纽约第一国家银行任副总裁32年的詹姆斯·加兰德,以及J.皮尔庞特·摩根。摩根是银行家,他的名字为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耳熟能详。三位收藏家都从全世界扫货。各自都有一位杜维恩担任顾问,或作为纽约第五大道画廊主管的长期顾问叔叔亨利·杜维恩,或总在往返伦敦和巴黎路上的兼职顾问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他们买入的结果,使美国得以公开宣告,自己拥有的用于公共展示的顶级中国瓷器,数量仅次于中国。
本杰明·奥尔特曼为人低调,追求完美,父亲是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奥尔特曼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长大成人,曾与莱曼·布鲁明代尔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起,在该市的纺织品仓库打工。他的那两位伙伴,一个创办了布鲁明代尔公司,另一个成为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公司的合伙创办人。奥尔特曼开办了自己的商场(1876年位列纽约第二大商场)。1882年,他参观了由亨利·杜维恩组织举办的一个中国瓷器展览。之后,便深受收藏细菌感染,难以自拔,随即开始买入。长期以来,爱德华·福尔斯是约瑟夫·杜维恩的左膀右臂。他在传记中写道,在决定是否买入前,奥尔特曼会仔细研究每件东西,“把每件东西在浴缸水中浸泡数日,使常被涂色掩饰的任何破损瑕疵显露无遗。一旦去掉了所附污垢和油泥,那些瓷器,会展现出自身原有的美丽”。每当有几件瓷器通过检测,奥尔特曼便会与叔叔亨利一起落座,分享其中的愉悦。同时,作为收藏家的奥尔特曼,会不停把玩他的新收获,“惊叹它们的优美和质地”。福尔斯从知情人角度,对喜欢艺术的零售商奥尔特曼给予了赞扬:
仅仅是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就足以使他进入所有时代最伟大收藏家之列。特别需要记住的是,他的那些成就,仅发生在短短的26年间。1886年的一天,奥尔特曼花了35英镑,从年轻的亨利·杜维恩手里买了一对南京制造的珐琅瓶。当时,杜维恩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店铺刚刚开张,位于奥尔特曼商场以南的对面。因此,在“古董商中最佳鉴赏家”杜维恩的建议下,奥尔特曼的收藏,“在大量中国进口惟妙惟肖的仿制品泛滥市场前,已经构建成形”。
本杰明·奥尔特曼一生孤寂,孑然一身。去世时,他把自己的429件中国瓷器和古典绘画杰作,遗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时,他规定聘请西奥多·哈比长期保管那些藏品,未来还担任了该馆的终身研究员。那批瓷器成了目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收藏的种子。奥尔特曼遗赠的总价高达2000万美元(据迈克尔·格罗斯所著《罪犯相册档案》一书透露,那笔钱相当于2006年的43200万美元。该书讲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离经叛道的历史)。因此,从沃尔特斯父子开始,再到奥尔特曼,中国陶瓷开始现身艺术市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随着詹姆斯·加兰德和摩根进入交易场所,成交纪录被打破,为老约翰·洛克菲勒入场开辟了道路。洛克菲勒本人,则目睹了瓷器大泡沫的破灭。
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加兰德是一位传统的金融家和帆船运动爱好者。他对中国瓷器的痴迷,演变成了一种以良好形式表现的妄自尊大。1902年,艾维·李(本书后面对他有叙述)曾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共关系顾问。他概括了加兰德经历的转变,积极进取的收藏家对此非常熟悉:“19年前,当加兰德开始收藏东方瓷器时,他的目的只是装饰自己的家。年复一年,虽然藏品价值和数量在飙升,他依然热衷于征集,决心收集全世界此类东西的最伟大藏品……牢牢抓住全世界最珍贵、最精美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