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西尔·阿拉法特（第2/5页）

你看，有关阿拉法特，除了一些还有待纠正的可能不准确的具体细节外，我担心已经没有其他可说的了。一个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人物，即使他隐瞒了自己的历史，别人也会感觉到他的过去，因为他的经历会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留下烙印。但是，从阿拉法特的脸上，人们却只能看到大自然母亲赋予他的一个古怪的面具，看不到他的过去留下的任何痕迹。在他身上缺乏某种东西，他并不完美。其实，如果仔细想一想，便可以发觉，阿拉法特之所以突然闻名于世，与其说是由于他的业绩，不如说是由于新闻界对他的宣传。是西方记者，特别是那些惯于编造和拼凑人物形象的美国记者，把他从僻静的角落里抛出来的。你只要想一想越南的和尚，那位受人尊敬的智广[4]就行了。当然，阿拉法特不能同智广相比。他确实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设计者或设计者之一，是战略家或战略家之一。他确实是法塔赫在莫斯科的发言人，他也确实去过拉巴特和开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现在和过去是战争中的巴勒斯坦人的领导人。总之，在我所遇到的巴勒斯坦人中，阿拉法特是留给我印象最浅的人。

或者我应该说，他是我最不喜欢的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天生不讨人喜欢，是个易于发怒的人。要对他产生好感是困难的，首先是因为他用沉默来拒绝那些想从感情上亲近他的人。他的热情是表面的，他的殷勤是形式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使他变得充满敌意、冷淡和傲慢。只有当他发怒时，他才兴奋起来。到那时，他的声音就由小变大，双眼成了仇恨的源泉，似乎想把你和他的敌人一口吞掉。其次是因为他对提问的全部回答缺乏根据和诱惑力。我认为在采访中，重要的不是提问，而是回答。如果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即使你向他提出世界上最平常的问题，他也能作出非常出色而深刻的回答。反之，如果是个普通人，即使你向他提出世界上最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平淡乏味。根据这一法则，向一个理智和感情互相干扰的人提问，那么你将一无所获。我同阿拉法特的交谈正是这样：一无所获。他除了使用强硬的语言以外，几乎总是用暗示或影射的话，或不包含任何内容的兜圈子的话来回答你的问题。他始终担心说服不了我。他丝毫不考虑别人的观点，即便在抽象地讨论问题时也是如此。由此足以看到，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困难。当然，还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体现。不过，阿拉法特在请求别人谅解他时，或者在他要把对他缺乏信任的人拉入他的营垒时，他的这种妄自尊大就消失了。阿拉法特不满足于仅仅关心他的事业，从根本上承认他的事业的正义性，批评他的事业的弱点，并因此冒丧失生命和道义的危险。相反，他对这一切的反应是我所说的狂妄、毫无道理的矜持和荒唐地喜爱争吵。

采访持续了90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间浪费在翻译他的阿拉伯语上，因为他坚持通过译员回答问题。我猜想，他这是为了做到字斟句酌。不论是人情方面，还是智力方面或政治方面，这90分钟中的每一分钟都使我感到扫兴。但有一点使我感到有趣：他晚上并不戴墨镜，因为他戴的不是一副视力眼镜。他戴着它只是为了引人注目。实际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的眼力都很好。在最近几年中，难道他还没有飞黄腾达吗？难道他没有被选为所有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吗？难道他没有作为国家元首四处走访吗？他再也不要求别人称他为阿布·阿马尔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阿布·阿马尔，人们常常谈论您，然而对您却一无所知……

亚西尔·阿拉法特（以下简称“阿”）：关于我，唯一应该说的是：我是个普通的巴勒斯坦战士。我很早就成了巴勒斯坦战士，我们全家成为巴勒斯坦战士是在1947年。正是在那一年，我觉醒了，明白了在我国发生了何等野蛮的侵略，类似这样的侵略在世界史上也是从未见过的。

法：阿布·阿马尔，那时您有多大年纪？我向您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关于您的年龄众说不一。

阿：不要提任何个人问题。

法：阿布·阿马尔，我现在仅仅问您多大年龄，您又不是女人，您可以说给我听。

阿：我已经说过，别提任何个人问题。

法：阿布·阿马尔，如果您连年龄都不愿说，那么您为什么始终把自己置于世人瞩目的地位，为什么允许世界把您看成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呢？

阿：可我不是抵抗运动的首领！我不想成为抵抗运动的首领！真的，我可以发誓。我仅仅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是许多成员中的一个。说得确切些，我是一名受权作为发言人的成员，也就是说，是受权转达其他人决定的一名成员。把我看做首领是莫大的误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没有首领，事实上，我们现在力图实行集体领导。显然，这会遇到困难，但我们仍坚持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不把责任和威信集中在一人身上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现代的思想。如果我死去的话，那么您的好奇心将会得到满足，您将了解我的一切。但不到那时，您的好奇心将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法：阿布·阿马尔，我并不认为您的同志们会让您去死——这是极为高昂的代价。从对您采取的安全措施来判断，他们认为您活着远比死去有用。

阿：不，恰恰相反，我死去远比我活着有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死将作为一种动力，大大地推进我们的事业。我还要附带说一句，我死去的可能性很大，也许就在今晚或者明天。如果我死去的话，这将不是一场悲剧，另一个人将代表法塔赫在世界上活动，另一个人将领导这场战斗……我做好了死的一切准备。我并非像您所想的那样关心自己的安全。

法：阿布·阿马尔，这我明白了。另外，您经常通过那条防线去以色列，对吗？以色列人已经证实您躲过了他们的伏击，曾两次进入以色列。他们还说，能做到这一点的必然是相当狡猾的人。

阿：您所称的以色列是我的故乡，因此，我不是去以色列，而是回自己的故乡。我完全有权利到我的故乡去。对，我去过那里，但岂止两次，要多得多。我还要继续到那里去，想去就去。当然，行使这一权利是相当困难的。他们的冲锋枪是随时准备好了的，但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困难。这取决于环境，取决于所选择的地点。狡猾是必要的，在这点上他们说对了。我们把那种旅行称为“狐狸的旅行”并不是偶然的。您还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突击队，天天在做那种旅行。做那种旅行并不都是为了进攻敌人。我们常常让他们越过防线，以便让他们熟悉自己的土地，从而可以在那里更从容自在地活动。我自己就做过这样的旅行。我们常常一直到达加沙地带和西奈沙漠，甚至把武器也一直带到那里。加沙战士的武器不是通过海路运去的，而是我们从这里运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