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第5/10页）

法：总统先生，我们在什么事情上犯有错误？

利：在很多事情上都犯有错误。如，我们不明白所有这一切将引向何方，并对他们表示同情。我记得有一个同事，他是罗马大学的一位教授，一个心地非常高尚的人，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游击队员。在否定一切运动开展之初，他是同学生并肩站在一起的。一天，他同学生们一起宿营，但是24小时之后，他痛苦地离开了他们：“我不知道你们居然是被人利用的，原以为这是你们血性青年的一股冲劲。”看来，这不仅仅是个过错的问题，而且还有各种客观的原因。学生人数的猛增令人难以置信，而又没有教学方法和教学设施的相应增加。事实本身说明，人们为进入大学提供了方便，却没有考虑更为严格的选择标准，也没有准备好必不可少的设施。人们只是为那些优秀人才的入学扫清了障碍，却没有给那些学生提供学习必不可少的教室。总而言之，人们从一个怪圈走向另一个怪圈，也就是从一所只提供给富裕者的学校成为一所还要接受不合格人才的学校。从太多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所不相称的学校。本来我们想通过义务教育来扫除文盲，然而效果适得其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助长了文盲的产生。

法：您指的是那些靠背诵毛泽东思想而取得建筑系毕业文凭的学生吗？

利：但愿他们至少能懂得毛泽东思想！这将是一种文化行为。事实是他们连毛泽东思想也一窍不通。请听我说，几天前，我读到了马里奥·卡潘纳[11]的访谈录。他在其中写道：“他们要起诉我，因为我说了共和国总统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分子。”唉！确实，他没有说过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分子，而是说了一个卑鄙龌龊的反动分子。但是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确实不是那样的人。您知道他为什么认为我是一个反动分子吗？因为在我第二次出任政府首脑期间，我让公务员用铁栅栏筑起了一道大门。后来，我让人取消了考试，解除了校长的职务。他们当时进行的是集体考试。限于一定范围之内的集体考试，我还是能理解的。譬如拿建筑系来说吧，我、您和另外一个人，我们三个人结合在一起，做一个设计方案。我们把这个设计方案递交到教授那里，教授评判道：“法拉奇，请听我说一下，利昂纳，请听我说一下。”但是我哪里知道……他们那种集体考试的参加者一次就有一两千人之众。过后，教授打着官腔给人打分：“奥里亚娜·法拉奇得24分，乔瓦尼·利昂纳得23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货色？

法：总统先生，暴力是一回事，学校是另一回事。请允许我说，意大利的学校是丑陋不堪的，令人感到恶心。不仅仅是因为学生不学习，还因为教师不教书，还因为……

利：唉……典型的高中毕业考试不一定就是我在学生时代的那种考试。确实，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但是我现在掌握的所有知识都得归功于那样的文化。我常常对我的子女们说：“你们抱怨肤浅的知识，它们遭到你们的冷遇。我们那时也不欢迎它们，但是日后，它们表明还是有用的。尽管有的知识曾经成就过我们，表明对我们有用，可是，你们不再去牢记那些知识。现在，你们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更美好的世界中，那么以后你们将怎么办？”快快鼓起勇气，我们要认真对待。那种文化是由我们过滤出来和丰富起来的，虽然曾经一度也遭到我们的憎恶，但是它依然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方面的教学对我们大有裨益。至于说到教师，应该是这样的：我是意大利最宽容的教授之一，在对待考试方面也是如此。我从不允许自己采取吓唬的方法，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要求学生做很多的功课。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一直都喜欢我，就是在青年学生掀起的否定一切的运动中，他们仍然尊重我。只有一次，有三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来到我这里——我相信他们是属于右派的人——他们要检查考试委员会是否符合规则，我赶走了他们，继续平静地进行提问。

法：总统先生，在对待我们谈到的那些年轻人上，我可不是温柔体贴的。但是他们对某些体制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方面，我以为他们是有道理的。我指的是称之为议会外的政治派别成员这一事情本身，指的是缺乏对我们的议员始终应有的尊重。如果我向您诉说此事，请您原谅，因为您在接受米西罗利的一次采访中，以满腔热情为议员们作了辩护。

利：我本不想追溯到过去的那次采访。很可能，那次采访是受到职业义务的启示而进行的，因为当时我是众议院的议长。但是议员的工作是一种模糊不清、得不到承认的工作。就这一意义上来说，有必要为它作辩护。从另一意义上来说，无视无故缺席之类的消极一面，将是可耻的。我知道，我们强求代表我们的人应该是各界出类拔萃、至高无上的知名人士，但不知道这样的要求是否正确。按照某些人的看法，在议员阶层中，有放松这一要求的某种倾向。意大利人不喜欢职业政治家。过去，墨索里尼想侮辱作为政治对手的某位那不勒斯的议员时，就说：“某某某是个职业议员。”意大利人认为，如果成为议员的人原先不是一个伟大的教授，或者不是一个伟大的医生，再或者不是一个伟大的律师，那么没有必要去尊重他。

法：也许我们喜欢通过道德和智力出众的人来考虑政治问题，就像通过他们来考虑其他问题一样，为此他们理应成为代表我们，并制定法律的人。一旦发现那些人只是利用我们的选票来达到个人职业生涯的飞黄腾达，而且发现他们往往都是平庸无能之辈，或者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时，会让我们痛恨不已。

利：但是今天政治需要这样的属性和这样的全日制工作。你一旦投身其中，就不得不摆脱其余的一切，将它变成您所说的职业生涯。请您让我继续说下去。那时候，我同时是一位教师、一位教授和一位议员。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那是一种非人的努力和可怕的牺牲。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发生的事或者是这些人士逐渐脱离政治生活，或者是因为不属于党的机构而未被选中，其后果是议员素质的下降。对目前议员的失敬也就在所难免……如果您拿起过去立宪会议的议员名单，同现在的名单作一下比较的话，那么会发现，在现在的名单中，不再有伟大的人物，或者说几乎不再有伟大的人物。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命运注定的。我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假设您非常愿意在议会中有瓦尔多尼，瓦尔多尼准备放弃他的医生职业吗？我根本不知道。我见过一些议员的惨状，他们为了当议员，抛弃了自己的职业，而最终却流落街头，陷于极端贫困之中。但是即便瓦尔多尼准备面对那种风险，谁投票去选他？需要一个领导阶层来选他。但是他的身后，没有一个党的机构。20年来，我一直坚持重新组建像过去立宪会议那样的全国名单并不是偶然的。除了选择投票中的候选人之外，全国名单可以允许将名满天下和经验丰富的人物带到议会中来，以此来挽回公众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