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第6/10页)
法:如果有朝一日,在蒙泰奇托里奥大厦[12]会看到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那么意大利人就会说:这就好了,政治不是乙级档次的人从事的职业生涯,政党主义将会衰退。
利:是的,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您要知道,政党还是需要的。但愿我们不要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政党,但是需要有政党。您瞧,过去,我曾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尽管我们有着从奥兰多[13]到萨兰德拉[14],从德尼古拉到尼蒂[15]那样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但是南方却没有前进一步,这可能吗?我找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缺少支撑他们的政党,我不知道这个答案的正确程度有多少。他们来到议会是建立在门客基础之上的,无法让他们的各种要求生效,因为他们的背后没有政党。也就是缺少他们与公众舆论之间的通道,缺少他们与公众权力之间的通道。
法:总统先生,您是一位真正的律师,几乎能让我免予起诉那些被告,虽然也是出于证据不足的原因。但是诉讼并没有到此为止。现在,我要把您带到我国的边境之外。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解体现在已经反映到了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上,意大利是欧洲共同体中不受重视的国家。有人说,如果我们离开欧洲共同体,那么对其他国家是有利的……
利:这是一种恶劣而不公正的说法,因为说到底,意大利是最早提出要欧洲的国家之一,并为引入英国等国的加盟而不懈努力。至少就这一意义上来说,意大利应该得到更多一点的认可……是的,听到某些说法令人痛心。但无论如何,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也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哦,这将是大家最痛心和最悲惨的事件,是意大利政策本身的失败。不,不!意大利是欧洲共同体最基本的成员,它的离开不会有利于任何其他成员。事情是生活提供了一个悲惨的现象,那就是袭击倒地者的落井下石现象。今天,意大利正在经历着一个微妙的时刻,这样,袭击倒地者是如此容易得逞,容易得就像利己主义者断然否认:“我没有说过,是你说的。”……
法:总统先生,但是就意大利的欧洲政策,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就意大利的非欧洲政策,人们提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岂止是有道理而已。
利:确实如此,我们承认在对待欧洲共同体上有很多的欠缺和违约。实际上,其中有些欠缺和违约受到了卢森堡法院[16]判决书的制裁。特别让我感到痛心的是……但是其他国家也应该对这样的欠缺负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即使是没有正当的理由,也是能够解释清楚的。首先,在意大利,仅仅是在现在,人们才开始感受到欧洲的事业。左派力量迟迟才来到,从反对派方面来说,缺少必要的刺激,其结果是从多数派方面来说,缺乏倡议的及时性。其次,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欧洲相对应的诸多国家机构。目前的这些国家机构是僵硬的、生锈的和氧化的,因为国内体制不能允许我们很快地去适应欧洲的规定。您听明白了吗?在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中,只要有一纸政令便能去适应它,而在我们这里,需要法律。您知道,在意大利,法律意味着什么:先是酝酿,再提交,最后经过无休止的辩论在议会通过。似乎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受到各个地区的制约。各个地区拥有很大的权力,譬如,在农业和森林方面。它们往往不关心欧洲共同体,而与此同时,欧洲共同体也一点都不关心我们的地区。但是可怜巴巴的意大利政府既不能无视欧洲共同体,也不能无视国内各个地区,也就是说,要受夹板气。事实是当我们通过宪法而团聚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欧洲还仅仅存在于些许开明思想的梦幻之中。因此,我们的宪法是在本身就是一个闭塞国家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受到主权的保护。唯一敞开的阀门是有关共同体问题的第11条。也就是认可罗马条约[17]的那一条,通过该条约人们可以放弃主权,接受一个能指控我们的国际法庭。
法:不可以修改宪法吗?
利:可以修改……好吧,在《旧约》中没有明文规定,宪法可以历经数个世纪而不可触动。唯一不能触动的是共和国的形式,就像禁止重组法西斯党那样,那是无可争议的。不管怎么说,即使不修改宪法,人们也能够做些其他的事。譬如,为欧洲事务设一个部长,我主张,就像现有的南方事务部长那样,应该有一个欧洲事务部长,由他来主持一个有关欧洲事宜的部际委员会。我指的是农业、工业、财政和税收制度……
法:哦!总统先生,提起税收制度,您让我想起了个人所得税。意大利人对此深恶痛绝。
利:因为在我们意大利人身上总是有这种轻率之举。我们想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那些攻击政府、指控其引入个人所得税的人应该牢牢记住,个人所得税是国际性义务。如果我们不履行的话,那么欧洲共同体真的会把我们赶出去。好啦,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迟迟不执行个人所得税吗?这种迟缓难道不就是因为意大利人不愿意履行吗?请看,有多少困难阻挡着欧洲的统一。说到底,也是先前阻挡意大利统一的同样困难。您知道吗?至今,在那不勒斯,有人还耿耿于怀,怨恨意大利的统一把那不勒斯银行的黄金储备转到了意大利银行的名下。当你回答说“这样好呀”时,极少有人会理睬你。也许是南方没有从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好处,但是肯定无疑,它已经早已不再是波旁王朝时代的那个南方。这就是我们意大利人的另一种轻率之举:往往看事情的消极一面,而永远不看积极的一面。
法:总统先生,您始终相信欧洲的事业吗?
利:任何一个文化人,只要他不是字面负面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那么都会模糊地意识到欧洲的事业。尽管我自己有着传统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激情,但从来不会想到祖国是局限于国界之内的祖国。从这一意义来说,也就是从浪漫主义—文化—情感意义来说,我始终感到的是欧洲的事业。在立宪会议之后,我相信,就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欧洲的统一也是必不可少的。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大国均衡的局面之后,对我们来说,欧洲的统一成了一个生存的问题……不,并不是我要反对大国的均衡——可能,均衡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在我们做出某个错误的举动之前,那些大国会慎重地加以考虑。我只能说,这样的均衡是存在的,因此欧洲应该加入其中,但不是以婢女的身份,或者以附庸的身份加入。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以同质的政治体制和共同的文化渊源团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