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第9/10页）

法：总统先生，当您谈到那不勒斯，谈到了君主共和国时的那位总统德尼古拉时，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显得有点无礼的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它来自于这一事情上存在的某些混乱：您始终是个共和党人吗？

利：我始终是以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共和体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共和国能更好地融入民主政权中去，也不仅仅是因为君主体制有点不自然，譬如那种世袭的形式。但是我一直认为，君主制度在同法西斯主义达成如此妥协之后，继续在意大利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但是我知道您的问题所在：在此事上，确实有点混乱。这不是我第一次被迫出面辟谣，因为有人传言说，过去，我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有人甚至谣传说，我加入过意大利君主主义者联盟。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那不勒斯，很多文化界人士都是君主主义者，而且不仅仅是文化界人士。在那不勒斯，出于感情的原因，人们喜欢君主政体。那里共和党人很少，我父亲是共和党人，非常了解这一情况。对我引起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直到1946年，我还没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直到1946年，我成了学者，并出于偶然，参与到了政治中去。当时，有人推荐我的父亲进入天主教民主党名单中，但是他说：“不，我已经老了，把我的儿子吸收进去吧。”总而言之，在无意之中，我成了一个政治人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法：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坚持问下去，因为我回想起这样的一件事：1946年，在讨论有关全民公决问题的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您采取了不过问主义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共和党的态度。

利：说得对。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将决定天主教民主党在体制问题上采取的路线，论点共有三个：君主体制、共和体制和不过问主义。我代表的是不过问主义，因为在南方偏好君主制的是绝大多数，明确宣称赞成共和制的天主教民主党有落败之虞。于是天主教民主党任由其党员自由投票，选择共和制或者君主制，但是事情恰恰相反，结果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选票。当时，离全民公决还有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我们无暇顾及消除南方的君主主义情感。然而这种情感的屈从程度却远甚于理智的屈从程度。好吧……我没有错。实际上，我的论点没有被采纳，但从实质上来说，是受到尊重的：天主教民主党的很多候选人都是君主主义者，这样，天主教民主党获得了很高比例的选票。请您相信，这是一件好事。否则的话，不关心政治者和法西斯主义分子的议员数量将会高到让我们再也无法恢复元气的程度。现在，请听我说一桩有利于贫困南方的事情，那就是南方没有被指控对全民公决不敏感。在南方，人们因纳粹和法西斯占领而遭受的痛苦较小，因此，召唤作为法西斯同谋的君主制的呼声也没有更加突出。但不管怎么说，南方接受了共和体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当我陪同埃诺迪前往坎波巴索这座90%的居民投票赞成君主制的城市时，我看到的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壮观场面：爱的狂热流露。

法：是的，是的。但是当宣告共和国成立时，您是否满意？

利：当然满意。您瞧，我从来不希望君主制度取得胜利。我只是担心全民公决可能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但是为了讲得更清楚些，我不得不再次提起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我深爱的人，对我起到极大影响的人。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先进到了足以能加入社会党。我知道他为什么最终没有加入社会党。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而在那个时代，成为社会党人意味着自动宣称是反教权的。实际上，他后来加入了人民党，是在1919年加入的。这说明了不少东西。难道不是吗？如，说明了我受到的是天主教的教育，而不是教权主义的教育，更不是反动的教育，说明了我信仰的是启蒙主义精神，接受的是马志尼和民族复兴的课本……

法：请允许我提出另一个问题，听起来这是一个严厉的问题，但绝不是我的本意要这样做。总统先生，您从来没有因没有早日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没有直接参加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去而感到惋惜吗？

利：您瞧……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唯一的反对派组织是共产党。后来，出现了正义和自由运动，再由它衍生出行动党。尽管像我这样的天主教徒非常同情行动党，但是加入进去已经晚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进了罗马天主教行动会，该行动会为我们提供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一大避难所，也是唯一的避难所。是的，我们天主教徒的悲剧，我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之中不少天主教徒的一大错误，正是没有直接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我们没有进行积极的反法西斯斗争，而只是局限于从事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准备工作，也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民主和团结原则上的文化准备工作。对我们来说，罗马天主教行动会是最大的拯救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它，那就糟了。当然，与我们的能力相比，我们在天主教行动会中所做的工作还是有差距的。事实上，不考虑自己的感情，不考虑家庭的传统，不考虑人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艰难的……在那不勒斯，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迫害知识分子不是过分的，因为在他们之中，有墨索里尼不敢碰的人，如克罗齐[20]、德尼古拉、波尔齐奥……为此，我们都是沉默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例如，当希特勒来到那不勒斯时，警察搜查了我们的家，我的父亲藏起了一张拍摄于人民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照片，上面有他和唐斯图尔佐[21]、德加斯贝利、罗迪诺和斯帕塔罗等人。后来，他跑到一个亲戚的家里，把这张照片镶在镜框中，在那里一直保存到法西斯垮台的那一天。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不会为此而授予我们一张英雄的证书。您瞧……确实，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1946年才开始的。

法：实际上，那年也是您的成婚之年。怎么您的婚姻来得如此之晚？

利：对我们那不勒斯人来说，家庭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是我们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在我的那个年代，人们并不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相识不久便结婚，六个月之后，就搞定了一切。那时，我需要先作好安排，再建立起一个家庭。在社会和经济基础没有稳固之前，我不能允许自己结婚和生儿育女。就这样，我在1936年，当我取得大学讲师职位之后，才开始考虑组织一个家庭。但是到了1938年，我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战争迫在眉睫，我下意识地觉得，结婚可能会遗留下一个寡妇。当和平来临之后，我开始寻觅起日后将会成为我妻子的她。那时，我已经37岁，您瞧，这样很好。尽管有过失去一个儿子的痛苦和另一个儿子一度患病的忧虑，但感谢上帝，后来，病儿得到康复，这个迟迟建立起来的家庭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您要知道，我一直在家庭中生活，因为我们相处得十分和谐。我还同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们一起讨论我的问题。我的子女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有着先进的思想、新潮的观念和争论是非的执著。我相信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