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3/10页）

法：过左吗？

阿：是的。1944年2月，南尼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权力归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章。那篇文章没有任何论据，只是最高纲领派的宣传，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翻版。事实上，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意识到过分地往左拉绳子会分裂民族解放委员会。于是，我通过斯科奇马罗做工作，想弥合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但是比起我来，斯科奇马罗跟社会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争论……简单说来，1944年3月我开始改变主意，当博诺米[10]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辞职时，我的危机达到了顶点。那天，我们正在拉塞腊大街进行破坏活动，也是那天，我重新考虑了陶里亚蒂的电报。

法：隆哥在引证1944年5月写的一封信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您，指责您否认抗拒陶里亚蒂，并且把那次抗拒的全部责任推给斯科奇马罗。他称您为“野心家、变色龙”。

阿：隆哥说了一句更为严重的话。他说：“你是雅各布式的人物。”雅各布·贝尔蒂是一位同志，因狡猾、推卸责任而受到批评。我对隆哥的话非常恼火。我对他嚷道：“不，你不应该这样说。”但是那次争吵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隆哥的那封信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猜想是，信到罗马时我已到米兰去了。5月7日我到达米兰，与隆哥的会见开始是很亲切的，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等等。可是很快就争吵起来，因为他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品德上批评我。他指责我多变，不只是因为我改变了立场，而且根据米兰同志的看法，我改变立场是出于野心。多变是真的，我并不否认自己改变了立场，但我认为指责我出于野心是对我的侮辱。关于与巴多利奥合作的必要性，隆哥一直同意陶里亚蒂的意见。但是，隆哥待在北方，而北方对巴多利奥并不太感到失望。此外，北方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要与一支来自法国并正向巴多利奥求助的武装力量的主力部队接触。这是一支无论装备或经费都极为充足的部队。

法：传说您与隆哥老是水火不相容，是这样吗？

阿：不，只是在那个时期，时间也不长。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交谈以后，我、隆哥和塞基亚便很快在一起工作了，我成了隆哥的得力助手。自从1931年我到达巴黎以来，隆哥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甚至有人说发生转折是出于隆哥的意愿，连陶里亚蒂也接受这样的转折。尽管当时我22岁，而他30岁，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亲热的。我跟陶里亚蒂也是一见如故。我去巴黎时，原以为隆哥和陶里亚蒂是两个可怕的人物，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平易近人。我在巴黎时经常要挨饿，因此常到隆哥家吃面食，而到陶里亚蒂家吃米饭。请注意，我还要指出，米兰的争论与其说是隆哥和阿门多拉之争，还不如说是隆哥和斯科奇马罗之争。那次是我提高嗓门，而不是隆哥，因为他有皮埃蒙特人的好脾气，跟陶里亚蒂一样，他从不提高嗓门。是我的脾气不好，而不是隆哥。我和隆哥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解放后也一直是很好的。在开发南方的斗争中，我不是求助于隆哥吗？

法：是的，但听说您指责他“把酒倒在菜汤里，弄得乱七八糟”。人们认为缺乏互相理解是由于你们出身不同，您的出身更加接近资产阶级，而隆哥更接近无产阶级。

阿：胡说八道。隆哥从未在菜汤里掺酒，我也从未这样指责过他，而是隆哥讲述过他的祖父母在菜汤里掺酒的事，而且也没有把汤搞得乱七八糟，而是一种汤的喝法。我与隆哥在饮食方面的唯一不同是：我喜欢面食，因为我是生活在罗马的那不勒斯人；而他喜欢米饭，因为他是都灵人。至于有人想把我说成是贵族，隆哥是无产者，那是错误的。我们两人都是资产阶级出身。我是罗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他是皮埃蒙特的小资产阶级商人出身。是的，他的家庭原先务农，但后来他的父亲迁至都灵，开了一家酒店。我与隆哥不同之处是，我的青年时代更加美好，加入共产党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参加了许多体育运动，尽情娱乐。从政治上说，我来自自由党。而隆哥从17岁起就是共产党员了。

法：好吧，好吧，我们不讲隆哥了，讲陶里亚蒂吧！您的那次抗拒，是不是也有点因为对陶里亚蒂不在意大利冒生命危险感到不满？

阿：不……绝不是这个原因。不幸的人被阻在莫斯科，怎能参加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呢？我们参加了抵抗运动，因为我们能从法国回来，在政治上是幸运的。陶里亚蒂在法国被捕并被判刑，1940年又被送往莫斯科，因为那时还有共产国际。问题不是我们在冒生命危险，而陶里亚蒂不在冒生命危险。战争期间莫斯科不是指挥所。当然也不能说陶里亚蒂缺乏勇气。他的勇气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生理上的。在西班牙战争中，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这难道不能反映他的勇气吗？请注意，我对陶里亚蒂的批评只涉及他在不了解意大利的现实情况下要从莫斯科领导党。我和他是真正的朋友。

法：然而，我听说您与陶里亚蒂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我还读过他的一次讲话，他指责您是个讲私情而不讲原则的人。

阿：不，不……陶里亚蒂是一个十分有礼貌的人。他对人越严厉时，越有礼貌。他从不辱骂我，因为他极有自制力。请让我告诉您，陶里亚蒂是怎样表现的。在1962年的党代会上，我做了一个赫鲁晓夫式的发言。陶里亚蒂不赞同再责难斯大林，便冷冷地说：“我要对你作出回答。”可是，下面就是他的回答：“讨论太受感情支配了。例如，阿门多拉同志表现出他并未很好地理解苏联。也许他的见识太狭窄了，也许他旅行的机会太少了，今后有必要让他更多地出去旅行。”陶里亚蒂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从来不大声叫嚷，也不辱骂人。跟他在一起时遇到的唯一麻烦是难以冲破他的腼腆的障碍，他总是同我们保持距离。对斯大林的某些攻击使他恼怒是因为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法：对不起，阿门多拉，您是否也曾是个十足的斯大林分子？

阿：是的，是的，啊，是的。看到西方民主对待希特勒的胜利所持的态度，怎能使我不成为斯大林分子呢？1937年我抵达巴黎时，法兰西共和国腐败至极。只要自己能活命，资产阶级准备竭尽全力与人民政权为敌。他们就像举着长柄平底锅高喊反对阿连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