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5/10页）

法：阿门多拉，我们回过来谈您的历史吧！为什么您成了共产党人？

阿：起先我是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戈贝蒂[16]分子，我属于自由大学生联合会。那是一个联合了社会党人，人民党人和像乌戈·拉马尔法、塞尔焦·费纳尔泰亚和巴索这样的共和党人的学生运动。我愿意抗击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不知道空谈还有什么用处。但当时几乎所有老一代的自由党人都迁居国外，留在意大利的那些人不愿搞非法活动。克罗齐对我说：“愚蠢，愚蠢，读书吧！读书！需要培养将来的领导人。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懂得读书对我，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够了。只有共产党人在战斗。每天都有共产党人被捕、受审、遭到流放，而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却生活在世外桃源。1928年我以接运我父亲的遗体为借口去了巴黎，特雷韦斯也住在巴黎。他在我们年轻人中是一个最严肃的反法西斯的自由党人。我带给他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国外中心以支持在意大利进行的斗争，避免共产党人垄断这一斗争。特雷韦斯读了备忘录后失声痛哭，并对我说：“你们不要靠我们了，我们是战败者，你们自找出路去吧。”我心绪纷乱，问他应该去找谁。他答道：“谁也不要找，这里到处是间谍，你单独干吧！”我回到意大利，先在都灵停留了一下，见了加罗希，后又到罗马见了拉马尔法，但收获很小，因为发生了暗杀国王的事，警察抓了不少人。我又回到那不勒斯，处在孤立的境地，开始思考问题。当时塞雷尼[17]在那不勒斯，他已是共产党员。在跟他交谈中，我开始懂得只有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进行斗争。

法：您就这样成了共产党人？

阿：不，我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才作出决定，我考虑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我参加的小组是由“正义与自由”的先驱组成的。我与埃内斯托·罗西[18]是莫逆之交，要是我不加入共产党，我会成为“正义与自由”组织的一员。可是当埃内斯托·罗西来找我，打算在那不勒斯组织“正义与自由”小组时，我已决定加入共产党。事实是，在他找我以后的十天，即1929年11月7日，我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是的，我加入共产党是由于看到这个党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作用，也由于与其他方面已经联系不上。当然，在这之前我已读过《资本论》的第一卷，也深受苏联榜样的影响……例如，当时在苏联正谈论五年计划，而西方资本主义则陷入经济危机。我在罗马停留时，拉马尔法对我说：“你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我当时非常生气，回答他道：“你才没有能力估计形势！”拉马尔法总想卖弄学问，当时就是如此。

法：我不禁要问，你的自由党人的出身是否与您今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右派有关。

阿：贴在我身上的标签可多啦，试想，一度甚至有人称我为毛分子。但是，标签就像时装那样变化多端。我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右派，也不再认为自己比我的同志们更宽宏大量。我已说过我曾经是个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我执行的政治路线始终是党的政治路线。我已说过我一直是跟随陶里亚蒂的，我跟他吵嘴也只是出于战术方面的分歧，例如，参加巴多利奥政府是否适宜这类事情。像所有的新党员一样，我犯的某些公式化错误显得特别突出，只有党承认这些错误时我才承认。毫无疑问我必须与我的过去和我的朋友们决裂，而这一点正使我成了与人们笔下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例如，我写过语言极其粗鲁的东西反对南尼，但他回答我时，公正地注意到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新党员的粗暴。我与我的政敌争论时始终是非常激烈的，用句运动场上的术语，我的打法一直很粗野。这也是由于我的暴躁的性格所致……

法：那么，自由派共产党人这个特征是从哪里来的？

阿：这可能是由于我一直主张民主力量团结的政策，讨厌并摒弃60年代的左倾公式化，也由于我多次强调，那种把凭空设想的、教条的公式应用于意大利社会的尝试是个错误。我还认为，当人们还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为搞社会主义而提出改革的主张也是个错误！如果人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搞社会主义……那么就搞，不是这样吗？我始终认为，改革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满足客观需要。医疗制度需要改革，是因为病人应该得到很好的治疗；学校须要改革，是因为学生应该得到良好的学习条件。脱离全国的现实是糟糕的，因为等于脱离群众的利益。请注意，我得到社会民主党的称号是因为当时我正与一些被称为议会外的小组——例如宣言派——进行激烈争论。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不接受异化组织。这是一个具有现实力量和有过血的教训的政党。开始阶段它可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以后你们将作为异化物被抛弃，因为你们是些脱离现实、令人厌恶的人。

法：您曾称那些议会外分子为“红色法西斯主义”，是吗？

阿：是的。我曾经说过，现在仍这样说。法西斯主义可以戴着黑色面具出现，也可以戴着红色面具出现，但终究是法西斯主义。他们有同样的心理基础，也有同样的反民主论据。我永远不会忘记，法西斯分子的旗帜开始时五分之三是红色的，五分之一是白色的，还有五分之一是绿色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它！再说，法西斯主义不是以革命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吗？纳粹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啊！对年轻人，我们成年人能起的最好作用是跟他们说心里话，不要为了讨好他们，讨好左倾观点，而装做自己似乎也很年轻。我对那些年轻人始终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不跟他们挤眉弄眼。1968年5月我曾写文章指出法国的五月运动不是革命形势而是社会危机。这是我与他们的第一次破裂。拉丁区不是巴黎，巴黎不是法国。法国是一个带有乡土气的、农民式的、往往是保守的大国，即在五月运动里使人们感到它的力量的国家。算了吧！靠竖起白铁皮的路障是搞不了革命的，真正的革命要死人，而法国的五月运动没有死者。

法：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您不认为年轻人在一些小问题上是有道理的吗？

阿：是的，但他们没有我所称的工人阶级的记忆。工人阶级牢记他们的历史经验，懂得不存在捷径。工人阶级有耐心进行长期和艰苦的斗争，尽管斗争有时会遭到失败，因此他们不像那些年轻人那样容易随声附和。而这些资产阶级的子弟盲目追随潮流。不是有格瓦拉吗？那就跟着格瓦拉跑吧。不是有越南吗？那也跟着越南跑吧。不是有巴勒斯坦游击队吗？那就跟着巴勒斯坦游击队跑吧。凡能打破他们单调生活的一切事情都能使他们跟着走。这些人的确是从我们共产党人手里溜跑的。他们的突如其来的行动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发展，那可能也是真的。可是后来我们又使他们中间不少人回头了，尽管过程是缓慢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动作缓慢的……是一种行动缓慢的厚皮动物……但总是在前进和发展。后来我发现他们中有些人还赞赏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贯性。总之，他们明白了他们是资产阶级……